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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铛…铛……”
天启二十九年五月初五，伴随着悠扬的晨钟声在各个城池响起，历经两个月的发酵，内阁最终在朱慈燃的授意下昭告天下。
由阁臣金铉操刀执笔的《治贪疏》被张贴各地，同时刊登于《大明报》。
其中内容揭露了都察院和地方衙门有关制度的不完善。
奏疏中，金铉认为在大明的朝堂、京城、布政司、地方的府州县衙中滋长着贪污成性，腐败成风，视百姓为家奴牲畜，利用官场权力谋私牟利的现象。
这群人这不仅给大明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败坏了皇帝和朝廷的形象。
因此，金铉以阁臣身份上《治贪疏》，内阁于五月初一通过。
内阁要求在京内外各衙门立即接受都察院、锦衣卫的双重调查。
同时，《大明报》中皇帝朱由校也朱批鼓励百姓揭发贪官污吏，地方胡乱收费的现象。
所有检举信件可以在购物时，偷偷放在皇店的各个角落。
至于检举的百姓可以不用实名制，而是以村、镇、县的方式留名。
被检举的贪官污吏一旦落马，抄家所得将全数奖励留名的村、镇、县百姓。
或许这么一来，检举人无法获得更多利益，但总归保证了检举人的安全。
兴许是自天启二十四年开始被压抑、盘剥的太久，也或许是有的人为了金银铤而走险，总之在皇帝和朝廷的鼓励下，地方上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五月初六到五月十五，短短十天的时间，皇店共收集六万五千四百多份检举信。
从一开始每天的几百封，到后来的几千封，地方百姓察觉到了县衙确实找不到自己后，也就胆子大了起来。
因此，当时间进入六月后，民间的检查和揭发开始进入的高潮。
在《治贪疏》中，金铉将贪官设为五种水平，同时明确了处罚：
第一种、个人行为下贪污不超过十两银子的，判以河西省植树三年。
第二种、个人行为下贪污超过十两银子，但不超过一百两银子的，判决全家迁移河中植树造林，十年不得离开当地。
第三种、个人行为下贪污一百两以上，一千两以内的官员，三族发配东山府。
第四种，个人行为下贪污一千两以上者，个人被判斩首，三族发配东山府。
第五种，集体贪污案，总数超过一万两的组织者、主谋者，被判主谋五马分尸，夷三族。
最后，对在查案过程中配合都察院、锦衣卫，敢于揭发其它贪官污吏的官员，金铉也酌情削减其一层罪罚。
不得不说，《治贪疏》中的刑罚判定确实严厉，而在地方百姓检举，官员相互揭发的过程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过激情况，如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从而伤害了一些无辜者。
朱慈燃发现苗头后，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而这场被誉为天启第五大案的“治贪案”于天启三十年五月结束。
据都察院和吏部统计，全国参加“治贪”运动的百姓、官员不少于三百万人，而查出贪污十两以上的官员十六万余人，约大明文武官员体系人数的8.9%。
其中近92％仅仅是“第一水平”，刑部依法判决这十四万人前往河西劳改三年。
剩下的8％中，有85％处于“第二水平”，刑部也判决他们及其家人，约八万余人迁移河中种树十年。
达到“第三水平”的官员数量达到五千余人，他们与牵扯进入的三族人数达到了七万余人。
对他们的判决，朱慈燃严格按照《治贪疏》进行，三族流放东山府。
至于“第四水平”牵扯的贪官仅仅八百余人，尽数被判斩首，三族发配东山府。
最后“第五水平”的贪官仅七十二人，他们被判五马分尸，三族八千余人与他们共赴黄泉。
被处刑中官职较高的几人，浙江布政使赵玉森，户部主事张琦，吏部员外郎王孙蕙。
除此之外，犯事的勋贵数量也不少。
魏国公徐文爵、成国公朱纯臣、定国公徐允祯、阳武侯薛濂、安远侯柳祚昌、抚宁侯朱国弼、临淮侯李弘济、灵璧侯汤国祚等十七名勋贵皆被削去爵位，没收家产，流放泰西为民。
经过户部和户部统计，此案被处罚人数达到了四十五万人，而查抄所获的金银纸币、古董字画、田亩宅院价值达到了五千六百余万两，等同大明全年53％的财政收入。
朱慈燃将古董字画收入内帑，田亩分给当地百姓，宅院挂到皇店变卖，黄金白银存入金融司。
同时，他发放一千五百万两纸币，以村、镇、县的集体方式发给参与检举的百姓。
虽然不知道这笔银子有多少能落实下去，但大案在前，朱慈燃不相信官员们敢全部贪污。
至此，天启第五大案的“治贪案”结束。
不过，令许多官员瞠目结舌的是，作为被检举最多的人，内阁首辅洪承畴居然什么事都没有，依旧在事后稳坐首辅的宝座。
反倒是阁臣李长庚在这期间卒于任上，被皇帝恩赐不少东西给家人，自己也获得了个“文庄”的谥号。
李长庚去世后，作为户部尚书的沈廷扬进入内阁，而接替他的是户部侍郎孙可望。
同年九月，阁臣温体仁也告老还乡，工部尚书孙元化入阁，四川布政司李邦华接任。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大明朝这两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治贪案”上，但并没有松懈对莫卧儿的打击。
长久的打击让莫卧儿和大明接壤的地方成为一片白地，曾经五千万人口的莫卧儿只能不断地打击内部土邦来整合力量。
同时，由于产出不足，莫卧儿的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不过往往都被蒙古骑兵迅速镇压。
到天启三十年时，阁臣沈廷扬估计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莫卧儿下降了最少一千万人口。
不仅仅是莫卧儿，就连印度厮当诸藩的土民人口也从三千四百多万，下降到了两千七百余万。
与之相比，印度厮当诸藩的国民数量增加至四百七十万。
这仅仅是印度厮当的情况，相比较下，利未亚的情况好上许多。
经南昆仑监察使司陈子壮上奏，利未亚诸藩国民数量达到二百三十万。
由于耕地不足，因此并未吸纳土民，所以在有城镇的地方，汉人的数量可以达到90％，剩下的不是印度和瀛洲的移民，就是大明国内迁移而来的少民。
另外，天启三十年齐国对唐吉淮三藩出口粮食达到了四百万石，承担了三国20％的粮食缺口。
至于齐国，由于没有监察使司负责监督，因此内阁只能从齐国每年的上疏中了解齐国的情况。
天启三十年，齐国国民总数约八百六十万，约占百姓总数的34％，齐国百姓总数为两千五百三十万人。
同时，齐国耕地数量在天启三十年突破一亿亩，达到了一亿余七百八十万亩。
大约七年的时间，齐国耕地数量增长了三倍，年人均口粮达到了七百二十斤，肉蛋奶达到了年人均六十二斤。
大明效仿齐国的统计情况，将北直隶地区作为统计对象，最后得出大明年人均口粮八百一十九斤，肉蛋奶年人均二十一斤。
主粮上，大明相比齐国依旧占据优势，但在齐王朱由检写给皇帝朱由校的家书中，朱由检明确说过：
“主粮四百斤是保障一个人活着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就会饿死人。”
“但官员们也不能因为达到了这个限度而沾沾自喜。”
“如果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年人均粮食不能低于六百斤，齐国和大明是目前世界各国唯一超过这个标准的国家，但我们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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