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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州气候湿热，光照充足，降水充沛，最早在十九世纪中，台湾开始种植三季稻，并传入大陆南岭以南部分地区。顶点更新最快由此可见，相较于北方干燥而四季分明的气候，江南、尤其是岭南地区，植物的生长便更加迅速，相应的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也就更短。
得益于这里优渥的气候条件，在岭南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基本不需要如北方那样精耕细作，甚至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用管它，只是这种粗放的经营模式便赶得上北方粟米的亩产量。当然，这亩产量与后世动辄八百公斤乃至成吨的杂交水稻，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种优渥的自然条件，使得岭南人民的生存压力较之北方要好得多。历史上，常常听说北方连年大旱，而两江却一直是天下粮仓，占据了朝廷赋税的半壁江山。两江尚且如此，两广只有更甚。
只是江南虽好，却并非历史上中国人最初的历史源头。与湿热的江南相比，中原地区有大河流过，是历史上连绵长久的粮食产区，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稠密，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更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极聪明，却需要生产工具，需要与其他人团结协作，否则便一无是处。随着剩余产品与阶级的产生，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城市开始出现。而城市的建设并非人们依靠着本身的自觉性来完成的，必然需要一个首领，督促、领导着人们建设城市。因此，郭斌认为部落领导者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要早于带有高大围墙并有一系列功能的城市的出现。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逐渐摆脱了蒙昧而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猛兽的侵扰在人类的安全问题上便逐渐弱化了。然而，随着猛兽对人类安全威胁的弱化，城市的围墙却并未取消，反而越建越高。从简易的篱笆墙到低矮的土墙，再到砖墙、石墙，其作用毫无疑问便是为了应对异族人的入侵。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最大的，反而成为了自己的同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人本身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为人非但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加入军队，参与保卫家园的战争。因此一般来说，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的城市，经济便越是发达，其安全性也是越高。虽说兵贵精不贵多，可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句话基本是可以忽视的。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便是再厉害的人也打不过一拥而上的几十个人，所谓的一个打十个大约只存在于电影之中，这在战场上基本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到了热兵器时代，一挺重机枪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干掉几千人，那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湿热的环境虽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却也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尤其是南方密布的丛林中，瘴气遍地，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微生物所引发的各种疾病使得南方人口数量较之北方要少了许多。人口少，经济、文化自然也会落后，因此古代中国便形成了以中原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现状。
在郭斌看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沿革，使得气候条件更加优渥的南方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方。后来，由于北方的战乱等原因，曾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的高潮。它们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宋朝靖康之乱以后。
在历史的留白处，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必然伴随着数量极为庞大的迁移人口的死亡，却实实在在地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得瘴气遍地的南方成为鱼米之乡。在南迁的人口中，除了饿死的，最多的恐怕便是因病去世之人。然而，微生物也需要湿热的生存坏境，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通过烧荒的方式开垦土地，非但草木中的蛇虫鼠蚁被赶跑，病毒、细菌与寄生虫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就这样，人类通过这种伤亡极大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在付出了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宝贵生命后，终于在中国南方立住了脚跟。
因此，人口南迁是一项艰难复杂而充满危险的工程，它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郭斌想过将黄巾俘虏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南方去，利用南方优渥的气候条件开垦荒地，将南方变成一个大粮仓，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可是在左思右想，想清楚了上面的问题后，他最终只能放弃了。
作为对汉末三国尚算得上了解的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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