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渠门外通惠河二闸的南面。大约就是今天东三环“双井”地区。
这个地方的地名几经变革，后来又分别叫做“皇木厂”和“黄木厂”，最后被叫做了“黄木庄”。软胶囊，就连住在那儿的人，也没几个知其来历的了。
可这个地方在明清两代却是极为知名的。
明初时永乐皇帝朱棣营建故宫紫禁城时，曾派人到四川、两湖、两广等地采办大量上好木料，这些木材经辗转运输，最后沿大运河运到京城，统一堆放木料的地方就是“神木厂”。
这些大木那都是世界罕见之物，其中尤以“樟扁头”这棵木头最为巨大，相传其具有神力，可避邪治病，此后便被民间称为“神木”。
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也曾两次到“神木厂”观览“神木”，曾御题《神木谣》并制成碑，其中有“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汉舆”之句。更是正式坐实了“镇物”之说。
而因见大木“已渐朽矣”，为使“神木”不再受风雨侵蚀，乾隆皇帝又下旨，命人在“神木”的西侧建立了红墙黄瓦的方形御碑亭。同时还建筑了七间相连瓦木结构的廊房，把“神木”覆盖起来，周围用青石栏杆围护。
后来到了解放后，1953年的时候，一个乐器厂建厂在“黄木厂6号”的位置上。神木连同御碑都被圈进了乐器厂的大院。
虽然此时，“神木厂”四周已变成菜园，为神木建的廊房和御碑亭也年久失修，屋亭倾颓，透风漏雨。但房中的“神木”却叩之依然有声。
跟着到了“运动”期间，御碑被埋入乐器厂食堂的菜窖。
那根担任着东方坐镇重任的神木待遇更惨。因嫌它占地方，厂领导终于下令工人把它锯成了好几段，破烂一样地扔在了院里晾晒。又让它重新遭受风雨。
后来王汉平被请到乐器厂做木工指导的时候无疑中发现了这个情况，搞清始末之后，心疼极了，就跟单先生通了气儿，想让他出面让故宫把“神木”收走，妥善安置。
可故宫的人看了之后，说那就是几大堆儿烂木头，什么文物价值都没有，就完全放任不管了。这么着，那木头还是只能那么搁着。
直到头几天，那乐器厂的新领导忽然又找到了“红星家具厂”来，说想用他们院儿里的那些木材跟家具厂换三十张写字台。给厂子里那些平反后重新上任的干部们谋个福利。
王汉平当然想答应啊，可“红星家具厂”的领导因为觉着乐器厂根本就用不着巴结，根本没容他说话，直接就给拒绝了。
家具厂领导说他们不缺木料，更别说风吹雨淋过的糟木头了。要写字台可以，得拿钱和工业券买。看在都是公家单位的面儿上可以适当优惠一下，但以物易物面谈。
这态度一下就气着乐器厂的领导了。走的时候撂了一句话，“你们家具厂别牛气哄哄的，我们乐器厂也有木匠。真以为离了你们，我们就得吃带毛猪？我还告诉你们，我们就拿那些‘糟木头’自己做，刷钢琴漆，保准儿比你们做的还漂亮……”
这话在家具厂领导的耳中当然无所谓啊。可王汉平听了简直魂飞魄散。
那可是明永乐建大殿的余材啊。天生楠木，专供殿庭楹栋之用。清王朝的时候，上品的金丝楠木就已经不好找了，那都没舍得挪用。
好嘛，最后居然给做了写字台了，还，还刷钢琴漆！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落下这么个下场呢？
别说鲁班祖师爷要知道，气的都能从坟墓里蹦出来。今后这事儿也会让后人戳脊梁骨的呀。
六神无主下，王汉平赶紧就找单先生来讨主意来了。
单先生一听也急得够呛，俩人商量来商量去实在没辙，最后就憋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干脆，就用洪衍武修房的钱跟乐器厂买木料吧。
当然了，这肯定不是要私下里挪用造房款，坑洪衍武一把。
单先生的意思其实是，反正花厅院儿的木阁楼也得重造。他原本规划的是用两千块买杉木、榆木和香樟来修这个阁楼呢。
现在如果要能把金丝楠木拿下来用来造这个楼，那其实更好。虽说阁楼规制小点儿，那也总不至于像做写字台那样糟践了这样的材料，论起来洪衍武还占了大便宜呢。
只不过这中间有两点。一是必须得就此事跟洪衍武打个招呼，人家不同意也办不成。二是要按乐器厂三十个写字台的条件，两千块的木料款还不太够用，得说服洪衍武再给加点儿钱，另外还得弄些工业券。
这么一来，他们商量后就在洪家的大门口等洪衍武回家了。哪儿知道等来的是他正往家弄东西呢。
但这下倒也更证明了洪衍武的眼界和财力了。所以说完这番话后，王汉平和单先生都笑呵呵的。
他们无非是觉着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大概十拿九稳了，洪衍武肯定不会反对的。
可事与愿违。洪衍武听过之后琢磨了好一会儿，竟然深深吸了一口气，面露为难之色，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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