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人臣之极致，可说到底不过是虚衔而已，更多是象征意义，
刘洎横眉立目，怒叱道：“那也不行！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此任者必然年高德劭、德高望重，房俊年纪轻轻若骤然登此高位，天下名望所聚，必然滋生其骄纵之心，是祸非福也！”
李元嘉不擅辩论，只能尴尬着干巴巴秉持意见：“不过是虚衔而已，没那么严重。”
由古至今，“三公”之职权变化甚大，《尚书·周官》记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春秋公羊传》中更是说明“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两相印证，“三公”是秦及秦以前天子之下的最高管理的称呼，辅佐天子，可见地位之超然、权柄之巨大。
“三公”者何也？
夏、商以前，云天子无爵，三公无官。周以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公。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汉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东汉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皆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唐承隋制，一脉相承。
然而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则仅存其名位。
“虚衔也不行！”
刘洎拍案而起、正气浩然，戟指叱道：“韩王口口声声以彰其功，干脆也别敕封什么‘三公’了，不如便‘加九锡、冕十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而后再敕封以王爵，如何？”
此言一出，“装死”的李勣都坐不住了，呵斥道：“中书令，慎言！”
刘洎哼了一声，这才反应过来说了不该说的话，转身对李承乾鞠躬谢罪：“臣一时激动，口出妄言对陛下不敬，请陛下责罚。”
“加九锡”在最初之时是对于人臣至高无上之荣誉，史书上第一位“加九锡”的记载，乃是周天子对辅佐社稷数十年的功勋周公旦的赏赐，“天下辅弼，莫出其左”。
然则之后，“加九锡”却成为权臣之象征，非权倾一时、野心勃勃之辈而不可授。
王莽、曹操、司马昭……
而最近被天子赐予“加九锡”者，则是隋文帝杨坚，以及高祖皇帝李渊，杨坚本为周臣、承恩深重，受宣帝遗命辅佐新皇，却受禅让篡周立隋；高祖皇帝本为隋臣，然国难之际攻陷国都、拥立新皇，拜相国、总司百揆，受九锡之礼，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最终逼迫恭帝禅让。
此二人自然权柄滔天，然则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少国疑、凌虐幼主”。
言说给房俊“加九锡、赐王爵”，不仅仅是昭示房俊有谋逆之心，更是质疑李承乾，将其比作周静帝、隋恭帝两位亡国之主……
幸亏没有御史言官在场，否则定然要弹劾刘洎一个“大不敬”之罪。
李承乾很是尴尬。
当初太宗皇帝在时，尽管“得位不正”“品德瑕疵”，但朝堂之上挥斥方遒、随心所欲，无数名臣名将俯首帖耳、令之所致前赴后继，除去魏徵偶尔唱反调之外，所有人都将太宗皇帝的谕令奉为圭臬。
可轮到他做了皇帝，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按理说他是太宗皇帝嫡长子，由皇太子顺位继承大统，可谓名正言顺。做太子之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朝野上下交口称赞，继位之后夙兴夜寐、勤政爱民，既未大兴土木、浪费税赋，更未充盈后宫、耽于享乐，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矢志于做一个对天下苍生有功之帝王。
却始终得不到更多的认可。
耐心是有界限的，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表示怀疑、甚至鄙夷不屑，再多的耐心也会耗光。
于是他板着脸，不理会刘洎的咄咄相逼，断然道：“就这么定了吧，敕封越国公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制左右金吾卫，拱卫京畿、肃剿盗寇，且继续承担扶保太子之责。”
一贯性格偏软、缺乏主见的皇帝少有的强硬，诸位大臣无论心中是否认同，此刻都只能肃然领命。
一直不说话的李勣放下茶杯的时候指节发白、手背筋络凸起，显然下意识的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