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朝中力行变法，锐意改革。因其时朝野士族，几乎都被武安郡王镇压威慑，天圣帝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数年来几乎无往而不利。
先是清查天下田亩隐户大获成功，使当年朝廷岁入激增一亿二千万金。后又历时一年，完成了摊丁入亩，将丁税这一令秦民不堪重负的税种，摊入到田亩之中，也大幅打击了地方上的苛捐杂税。
再到天圣三十年，那位陛下又开始将注意转向了商税，不但锐意清扫地方私设之税关厘卡，降低商人承担的重税，更着重于打击走私。
这几番举动，顿使朝廷岁入大增。天圣三十年年末，户部总计收入田赋与丁税二亿五千四百万金，其中三成七千六百万金归于中央，其余七成归于郡县。
尽管是包含了合并的丁税这部分，可仅仅这一块，朝廷岁入就已较两年前翻了近二倍之多。
然后是商税，数目更为夸张。在短短一年间，一举激增至二亿五千万金！这使秦廷前所有未有的豪富，收入已超出了以富庶闻名的齐国近三成之巨。初步达到了王安石语中，‘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
也在这一年，天圣帝下旨扩建了八个边军军镇，以及二十五万府军。不但加强了秦廷的军力，更使国内许多闲散青壮，有了一个出路。
而就在半年之前，天圣帝又力排众议，定下了官绅一体纳粮的国策。此举不但使朝中，再次激增了四千万金以上的田赋，也使秦民的负担，进一步的减轻。
只是这官绅一体纳粮的代价，却是秦境各方士族勋贵的一片哭嚎之声。
可天圣帝似并未满足，仅仅半年之后，不但把手再次伸向了九品官人法，更准备推出青苗法。
那九品官人法，自不用说，乃是士族的立身之本，是朝中所有大臣的禁忌。即便是新党之中，那些已跻身高位的部分人，也得已受益。
北方宗党因党首嬴冲之故，对朝廷变法一向都是鼎力支持的态度。可当涉及到这九品官人法的改革之时，却是万马齐喑，不但党内几位支柱，都极力反对，底下的人心，亦有动摇之势。
此点便是嬴冲本人亦无可奈何，他之前仰仗北方四州宗党之力，扫平匈奴，克定雍秦，进而威慑朝堂，使南方士族匍匐三年，不敢言声。
可到此时，这位殿下却也不能不去维护自家部从附庸的利益，也必须照顾自家骨干臂膀的看法。
至于青苗法，是对‘常平法’的改革。所谓的常平，是指朝廷的常平仓。
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朝廷每年都会准备一大笔钱粮，用以平衡粮价。米贱则收购，米贵则售出，可使士农工商诸民都得以受益。而这部分钱粮，则被称为‘常平仓’。
可这么一大笔财富，只闲置在仓储之内生锈发霉，无疑是很不算的。于是那位王相公，就又准备将常平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年利两分的利率，贷给农人与工商。不但可变相的增加朝廷税收，更可打击民间泛滥的利子钱，也就是高利贷。
此举无疑是一片好意，可却遭遇了寇准及武安王殿下的极力反对，认为此时大秦仍旧吏制不清，使用此等复杂的法制，必定是弊障丛生，无益于国。
而士族之人，也是一片的抗议之声。他们虽是顾忌名声，本身从不与利子钱沾边。可在许多钱庄及典当行，都拥有股份，每年都能有不少收益。
据王猛所知，那昔日的百里家，就曾靠这放贷，每年赚取百万金的银钱，吞并数百顷田土。
且这三年以来，为商税改革，为官绅一体纳粮，南方士族与天圣帝及新党数次较劲，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此时难得嬴冲与寇准，都站到天圣帝及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以张苍李东垣两位参知政事为首的诸朝臣，自是不肯放过这绝佳良机。
对于此事，王猛是极力赞同嬴冲与寇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无疑是其理财之能的展现，一旦成功，可为朝廷再增上亿金的收入。
可这位毕竟是学者大儒出身，未经州郡，受天圣帝赏识而直入朝阁，并不知地方详情。比不得嬴冲与寇准，前者在市井厮混数载，前者更在地方沉浮了十数年，深知官府情弊。
然则嬴冲寇准反对青苗法，虽是出于公心，却也被某些人利用。明面是针对青苗法，暗则是直指天圣帝正酝酿的察举改革及科举之制。
如此一来，朝中风起云涌，自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