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我，我进了厕所去，心里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那时，我知道4他们这帮家伙又给我惹事了，跟这些人走得太近，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天天除了工作，还免不了替他们心惊胆战，收人钱，没办法，可能的范围内也只能这样，能帮就要帮一下，实帮不了，也别怪我了。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人命案子，我还没想到4还会杀人，我顾不得跟4再说些什么了。”
“此刻只想让4他们赶紧躲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越远越好，千万别再偷偷逃回悬圃县这个陷阱，肖不是白给的，局里警察很快就会子夜时分包围这个地方……”
当时，王喜鹊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这个家里，当她这样读着的时候正是午夜，她的心越来越不能平静下来。她感到一张苍白的脸浮出了云雾，那脸上有月光潮湿的雾气凝固不动，使她看不清楚，而那神秘的眼神似乎又是她所熟悉的，这使她寒颤了一下，很快，她又看不见它了。
王喜鹊知道这不是一个曾经认识并采访过的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心声――也是生活曾经生过的事，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情景。她的眼睛像两只害怕的小鸟继续啄着那些黑虫子一样的字。
“后来我借开会之机终于市里的一个地方找到了4。他我的后面，离我很远。我不时转过头去。他穿了件笔挺的用高档料子做成的西装，大红颜色领带掺夹黄和蓝这两种突出色彩的衬衣间，五官很周正，额头闪着亮，脸部轮廓呈方圆形。”
“这个忘八蛋，他替老八杀人，收钱，没有人知道他是个杀人犯。就是我，如果不是约好并且知道他的案子，我都怀疑他真的杀过人，他正倒过脸去装作不经意地看街上有没有警察，着窗口向外看，那微微上扬的脖子间有个不安地滚动的喉结，看见那个东西的一刻，我现4已经成人了……”
“我还是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吗？我自己这一刻心里都抖，太阳闪闪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似乎藏匿着几丝寒气。我找了个胡同里的小馆子，先进去，他吃饭也不安心，他想什么？他还能回家见父母吗？他究竟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躲到哪一天？他的脸为什么会出奇地苍白？我心如刀割。因为，他是金老八的侄子，也是我的侄子啊……”
“饭后，我装作无事，他身后跟着一直护送他到了坐车的地方。候车室，我看到坐他身后的是一位年轻的警察。望着他的脸，我突然清醒过来，站起身，拉着他顺着过道走过去。四下里突然变得静悄悄的，大家都默默盯着我，是盯住我了么？我不敢确定，只听到我和4的皮鞋像跳舞一样得得作响。”
“我快步走着，像密林深处迷失路途时战战兢兢的心情，说实话，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来，人没少抓，案子没少破，但没有一次像那天那样狼狈和紧张！低着头，手里还拿着那张报纸，忽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老警察，也不配当一个警察，以后的人生，我也成了‘杀人犯’，像一个暧昧的亡灵。”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钱，我已经拥有很多很多了，工资就不低，也花不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不断收他们的钱，想收手，没办法了。我忍住了几乎想回头的**，终于走出了候车室，对4小声说了句什么，我后来亲自送他坐汽车离开了市里，不让他坐火车，放弃了火车。到处有人抓他……”
“那之后，我就开车返回了悬圃县，我再也没有见到4，但我告诉了他父母，说4平安，我直接把他安置到别处去了，我不想让警察打碎他的脑袋，要打碎也要他们不客气地把我和他放一起处置。”
戛然而止。
看得云里雾里，莫名其妙。使人不知道这到底是阮涛这个前悬圃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真实心路记载，还是类似于的东东。从道理上说，肖子鑫的意见是对的。肖子鑫说，他相信这里面记录的都是阮涛这些年来的真实心理活动与思想感情，这之前不少传媒为关注的是灭门大案侦破进展情况，没有一家报纸关注阮涛案件背后的一些东西。
天朝警察破案率低，警力不足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经济社会的高速展、传统户籍制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制体系的认同减弱、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等等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犯罪已经成为现代化明显和重要的代价。有谁会想到，一个堂而皇之的县公安局副局长会帮助一个杀人犯潜逃呢？？
他的同事和肖子鑫当时正全力以赴抓捕这个叫“4“的人，王喜鹊想，看时间和案情，大概就是跟徐小权或关小宗那个案子有关的另外一个人？不知道这个4究竟是什么人？
而大部分警察案之后的重重压力之下，理性的办案活动后被种种非理性的数据、限期令和市民呼声所影响，阮涛却背后干着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肖子鑫和其他办案者先要让县领导满意，其次是让老姓顺心，至于查明真相，倒可能是等而次之的任务；这就是警察的潜规则之一。
不能否认的是，就目前的体制来看警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必然拥有超越自己权力的力量。警察尤其是领导一方面拥有“特权”，另一方面又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者，这种职业属性决定了警察个体一方面有权力欲的膨胀，另一方面也有职业上的“自卑”――因为他是一个听从命令的人。
公检法系统，法律对警察的约束弱，虽然有《警察法》及其细则，但其威慑力远远不及公安部的“五条禁令”。
件指令高于法律这一情况的产生，还于实践存一种悖论：一个国家需要统一的央立法，统一的法律又不得不经过地方部门的规章法令、行业的规章法令以及司法解释才能具体落实。这使得后者比前者的实际效力高。可是谁来监督警察？谁来监督阮涛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呢？？
行业整风和运动式的公安部件当然是一种途径，但那是上一级警察监督下一级警察的“内纠”和非制化选择。
检察院只有阮涛案后才能介入调查，是追罚制而不是预警制。
呵呵，天朝，不仅警察的监督是缺位的，就是对警察生态的研究也是缺位的。从来没有一种权力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这样密切，可这样一种如此重要的权力却受到了学术界可怕的忽视。天朝，各地政法委书记大都是公安局长，肖子鑫也是，客观上讲这就造成了警察部门的政治地位超过了司法部门。
阮涛跟金老八他们这些悬圃县仿古一条街上的黑社会勾结**开始蔓延时，这位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和行使者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寻求与运用权力的边际效应，因此女记者王喜鹊看到这里忽然想到如何让“警权”退守到固有的权限之内，居然也成了问题。
她不懂警察，但这几年她几乎是天天跟这些人和政法部门的人打交道，警察是属于行政序列，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所享有的侦察权不是**的。如果确认侦察权是**的，那么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难免干扰**侦察权。警察的绩效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破案率，而应该是本辖区无案率。
“肖子鑫和阮涛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可他们都是警察啊……”看无广告请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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