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望远镜摘下来递给她。
她把它接过去，前后倒置，大头对着她的眼睛，小头对着我看。在她眼中，我应该很远。看了一会儿，她嘿嘿地笑起来。
我感到她的样子很可怕———她在草原上生活，不应该把望远镜拿倒。
我故作轻松地对她笑了笑。
她把望远镜拿下来，并没有还给我，而是把它挂在了她的脖子上。
我愣愣地看着她，没有向她要。也许，她想把这个望远镜留下当一个纪念，或者当成我避雨的报酬……外面的雨似乎小了，水声稀稀拉拉，像羊在撒尿。
我和她一起看电视，屏幕上出现蒙语新闻。我一句都听不懂，什么都看不进去。
天快黑了。但是她没有点灯，毡房里只有电视屏幕那一闪一烁的光亮。她的脸更白。
我怎么看她都像安春红———准确地说，像小学一年级的安春红。但是，她离满族，离东北，离我的童年，十万八千里远，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
我不死心，想试试她，就掏出笔来，悄悄在手心上写了三个汉字：安春红。然后我把手伸向她。
她看了看，突然警觉地问：“谁？”
我的心一下充满惊恐———她会汉语！
“你会汉语？”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闪了闪，大声问。我一下觉得她十分深邃，她含着不见底的秘密。
没有电话。没有警察。没有邻居。没有武器……方圆一万里，只有我和她。
她看着我，嘴里又冒出一串蒙语。
我疑惑了，难道她刚才说“谁”这个音不是汉语？我不知道这个音在蒙语里是什么意思。
可是，刚才从她的表情看，她确实是在问我：“谁？”
我觉得她在伪装，我觉得她刚才是失言了。
我说不出话来，我瞟了一眼门帘子，看看它离我有多远。
我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我低低地说：“我该走了……”这一次，我没有打手势，我觉得她是听得懂的。
她突然笑起来，笑得就像那条断了一只耳朵的狼。
我紧紧盯着她的脸，不知她要干什么。
她笑着站了起来，麻利地换了一个台。汉语新闻。然后，她坐下来笑笑地看。
我一下惊恐至极。
她怎么看汉语台？她不是不懂汉语吗？
我哆嗦起来。想走，却不敢起身。
这时候，外面的狗突然狂叫起来，好像受到了什么进攻。
她站起身，笑着从我身前走过去，走向毡房外———那脏兮兮的门帘子把她的身子挡住了。
我哆哆嗦嗦地等待。
好长时间过去了，她没回来。
那电视还开着，毡房里的光线忽明忽暗。
我偶尔看见那红花绿草的柜子上，有一个类似影集的本子。我伸手拿起来，翻开，看见里边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穿的女人和一个男人照的。她扶着他的肩，站在戈壁草原上，阳光很好，她幸福地笑着。她的脚下还有几朵野花绽开。
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有点像安春红，有点像我在二连浩特遇见的那个女人，有点像望远镜里的那个神秘女人，有点像刚刚走出去的这个女人……那个男人搂着她的腰。
奇怪的是，那个男人的脸被挖掉了，只剩下帽子、衣服、裤子、鞋。那是一身军装，他扛的肩章跟我一样是中士军衔。
我十分恐惧，甚至想：这个人不会是我吧？
我贼溜溜地抬起头，看了看那个门帘子———她还没有回来。我手忙脚乱地把这张照片抽出来，塞进了军用挎包里。
接着，我站起来，如履薄冰地走出去，想看看她到底干什么去了。
雨停了，戈壁草原一片漆黑，不见她的影子。那几条狗也不见了。
我想，她会不会把我的羊偷走呢？我警惕地来到羊圈前，看见我的羊都乖乖地趴在里面。空气湿漉漉的，腥臊味更加刺鼻。
她去哪儿了？
我围着毡房转了一圈，不见她的踪影。
突然我听见毡房的门帘子好像有响动———她进去了？她在和我捉迷藏？
我急忙走进毡房，发现电视关掉了，一片漆黑。我靠在哈那杆上，屏息听了听，毡房里好像没有人。
我弯腰摸到自己的军用挎包，掀起门帘子，猛地跑出去。
我肯定不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过夜了。我也不想再等她回来。我走出毡房，打开羊圈门，把我的羊放出来，然后，我赶着它们迅速逃离。
我宁可在戈壁草原上奔走一夜，也不愿意掉进她那没有底的秘密里，粉身碎骨。
戈壁草原黑沉沉，我感觉她就在不远处，就那样坐着，朝我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在黑暗中闪烁。
我凭着感觉，在戈壁草原上奔走，奔走，奔走。我一直走到后半夜，竟然看见远方出现了几点细碎的灯火，简直像奇迹一般！
我知道，那是我的连队，那是战备值班室的灯光。当时，我突然感到又饿又渴，极度疲惫。我双膝一软，差点瘫在地上……我这种文人个性，平时和纪律严明的连队总是相抵触。
尽管我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我讨厌满嘴牢骚的人），但是我的心里确实不喜欢这个条条框框的集体，于是，最后我去放了羊。
这种放牧生活我行我素，时间由我自己掌握，不用出早操，不用站队列，不用唱军歌，只要我把羊喂饱就行了……———可是，在那荒凉的黑夜里，在那惊恐而无望的奔走中，中士望见了连队的灯火，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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