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拆桥，怎么能这样！”
“我也想不通，连线人都在法庭上为他作证，为他喊冤。家属开始上访，海关缉私局最后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坦诚，是接到线人举报本次走私活动，根据其提供线索，查获该案的。同时表示，线人在提供线索时，虽然多次向海关方面提出要保证海上运输人员即方锐的安全，但海关当时明确表示不能保证。”
小西川之死给韩均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想了想之后面无表情地问：“法院怎么判的？”
这件事太离谱，陆占臣哭笑不得地介绍道：“一审认定无罪，认为其虽有客观上的走私行为，但目的是为了帮助海关查获走私货物获取奖金，缺乏犯罪的主观故意；但判决书同时认定，他雇佣的两名船员当时虽发现是走私货物提出质疑，但在他增加工资后又实施犯罪，构成走私货物罪。”
令他倍感意外的是，韩大教授竟淡淡地说：“一审判决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按照什么法律，任何机构和个人，包括海关都无权走私，更无权同意任何人，包括线人或线人联系的情报人员可以亲自参与走私活动。
因此，即便是海关同意之下而为的走私活动，也不能改变走私行为的性质。至少在法律上，方锐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另外认定他雇佣的两名船员走私，却判他无罪，显失公平。”
“检察院也是怎么认为的，所以抗诉。”
“这说明检察官很公正，并且他是为获取海关缉私局奖金，积极主动雇请人员，并使用自己船只，亲自组织策划并参与走私活动，故意制造出一起走私犯罪案件，其行为不能算举报。”
肖晨雨怎么都想不通，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道：“韩教授，这么判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区别，这么干以后谁还会为司法部门提供线索？”
韩均笑问道：“是不是感觉对线人不公平？”
“难道不是吗？”
“那为什么不立法保护，而且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海关完全可以出具一份有利于他的证明。”
法律不外乎人情，在这个案子上，海关的态度很重要。
陆占臣点头道：“韩教授说得对，检察院是在按法律办。但海关太不地道，居然否认方锐有举报行为。既想查走私立功，又不愿意被指责知法犯法。事先含糊其辞，不告诉人家法律风险。事后过河拆桥，把人家甩一边。”
上半年协助东靖市局破获一起连环杀人案，嫌犯是一个派出所民警的线人。
这层关系无意中给案件侦破制造了困难，嫌犯落网后，市局和分局震怒，要追求民警责任。但处长却明确表示民警没做错什么，并且非常有人情味，最后不了了之，没人再提追究的事。
张祥非常清楚韩大教授的立场，推开车窗，点上根烟问：“陆局，终审是怎么裁定的？”
“终审认定方锐主观上不具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故意，栈江海关正是根据他的举报才破案的，驳回市检察院的抗诉，维持原判，方锐无罪。”
陆占臣话锋一转：“他被羁押近一年，不仅失去自由，船也被扣押两个月。正常情况下，他那样的船一天可以赚两千多，损失十几万，船长证、身份证件又被扣押了两年多，直到终审认定无罪才归还，导致很长时间无法从事运输，想申请国家赔偿。
但国家赔偿只针对当事人被限制自由时的人身损失，不包括财物等其它经济损失。按照目前的法律即便成功申请到，数额也只有两三万。至于船舶被扣，证件被扣，无法运营这些经济损失，要申请赔偿缺乏依据。”
“他肯定非常恨海关？”
陆占臣反应过来，一脸惊诧地问：“韩教授，您是怀疑他跟命案有关？”
不是怀疑，就是他干的。
韩均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调出一份海关提供的前科人员资料，把显示器转到他面前：“方海澜，31岁，海澜贸易公司法人，前年3月受客户委托，向香港一家公司订购3台发电设备。签订合同，约定实际成交价格为78万美元另加298万元人民币。
为牟取更大利益，他与香港公司商量，将签订的交易合同书拆分为设备采购合同、发电设备技术服务合同、发电设备佣金合同三个单独的小合同，仅将78万美元的设备采购合同向海关申报从香港进口至栈江。
他们将上述三台柴油发动机组交付给客户，并于2012年11月完成安装。海关于2012年12月28日稽查时发现其低报实际成交价格，涉嫌走私，海关缉私局审核发现，上述三台发电机组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855260元，处以90万元罚款。”
身份证信息显示，其户籍所在地与方锐为同一个区、同一个镇、同一村，又都姓方，陆占臣惊问道：“韩处长，您认为他们是同伙？”
“来前我们‘801’的情报研判专家夏莫青副处长，认真分析过这几年的走私案例，发现走私团伙呈现明显家族式走私趋势。家族成员，有亲缘关系，组织严密，反侦察意识强，比传统走私团伙更难破获，我感觉应该查查，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到底跟我们正在侦办的命案有没有关系。”
有方向总比没头绪好，陆占臣毫不犹豫答应道：“行，我这就安排人展开侧面调查。如确实可疑，立即上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