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叫了布鱼一人，三人过去，将这二十来个拿着上个世纪二战武器的家伙给撂倒在地，通过逼问，竟然意外地从首领的身上搜出了一台卫星电话来。
这卫星电话，是首领用来跟外界联络的工具。
他除了是强人，还是个毒贩子。
这二十多个家伙被我们三个人给撂倒之后，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直接扑到在地，口中大声叫嚷着求饶。
东南亚这边巫师降头横行，他们作为刀口舔血的一群人，自然知道好赖。
因为是在异国他乡，而且重见天日的我们心情又好，所以倒也没有杀人，甚至都没有伤到几个，一切都以降服为主。
祸害也有祸害的好处，那就是懂得时务，察言观色的眼光也强。
最妙的是那首领因为生计的缘故，居然还懂得汉语。
尽管是带着浓重颠省口音，不过这个对于曾经在南疆战场上面待过几年的我来说，莫名就是一阵亲切。
我没有吵醒其余酣睡的队员，而是用缴获的卫星电话，跟宋司长取得了联系。
接到我电话的时候，睡得半梦半醒的老宋还以为见到了鬼。
事实上，在总局的报告里，我们已经是属于葬身地底的结果，而且为了这件事情，他还跟着几位大佬去据理力争过，只可惜最终的决议已经并不仅仅是由总局方面来拍板，而是上升到了再上面，由那些大佬来拍板。
该牺牲的，总是得牺牲。
至少为了人民群众的集体安全，无论是谁，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为此老宋还喝了好几天的闷酒，流下了眼泪。
谁曾想，这个让他伤心内疚许久的家伙居然打电话过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当我喊了他三声的时候，老宋终于清醒了过来，一阵激动过后，问我人在哪里。
我把我的位置告诉了他，老宋诧异得很，说怎么跑那儿去了？
我说起来就恼怒，说我也不想啊，在黑乎乎的洞子里爬了大半年，谁曾想还出了国？这事儿弄得，我找谁说理去？
我跟老宋将事情的大致说清楚，让他在总局那边报备一下，然后安排南边的兄弟部门在国境线接应。
尽管并非个人意愿，不过我们这一回出现在缅甸，也属于非法入境了，通过正常的渠道离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动静还是有一些的，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和老宋商议的最终方案，还是自己摸回家里去。
神不知鬼不觉，对谁都有好处。
这事儿若是别人，自然是千难万难，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终究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休息了一夜，七剑和小马醒了过来，神采奕奕，显得十分精神。
我经过挑选，从这二十多人的俘虏里挑了几个人出来当向导，其余的人，缴获武器之后，也就放了离去。
对于我们这支神秘队伍，没有敢心生报复，那些离开的人又是磕头，又是伏拜，一脸感激的离开。
留下的人，因为常年走私，所以对路况倒也是很熟。
在这识途老马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昼伏夜出，便来到了国境线的边缘，与前来接应的兄弟单位接上头之后，我们与这几个向导挥手，依依惜别。
接下来，我们在滇南春城休整了两日，然后乘坐专机，抵达了京都的南苑机场。
我带队回到总局，行程十分隐秘。
见到的第一个人，便是总局的负责人王红旗，两人在小红楼的办公室里面，聊了许久。
对于我的工作，王红旗难得地给出了高度的赞赏。
特勤一组，在这一次的事件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但救出了许多失陷敌营的同志，而且那些预备役成员还将这整个威胁藏南地区的地下通道给损毁了，避免更多的损失。
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在这一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
王红旗向我表达了高度的赞扬。
我从他这洋溢的热情里面，读出了歉意，也知道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事实上，对于这位忠心耿耿维护国家的老人，我实在说不出半点的怨言来。
人力有时尽，心意在就好。
见过王红旗，我又与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见过面，与何武这些预备成员交流，然后又提交了行动报告，一番忙碌之后，我向上面提交了休假报告。
宋司长以为我是在撂挑子，连忙跑过来跟我谈，说论功行赏的事情，还在统计，让我别着急。
我笑了，说我真的不是撂挑子，而是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做。
算算日子，老子陈志程，也要有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