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八

李曜长叹一声，沉默半晌，道：“你之所虑，某已尽知，确为忠直之言……”他又顿了一顿，才道：“既是如此，此事暂且作罢，待某慢慢引导，再作考虑。不过，欲使民为工、商，总须有些手段，而以战乱陷之，实非某所乐见。我意效法商君，城门立木，以重奖而树信誉，屈尊降贵，亲授其职，并赐宴就席，与某同食。敬询意下如何？”“这……”张敬询面有难色，缓缓道：“若按太宗皇帝之说，此亦有逾越之处，不过节帅实欲如此，也非全不可行，唯有一事，节帅当有所虑及。”李曜面无表情，道：“你是说士林之中的言刀语剑？”“正是。”张敬询沉着脸点头，一本正经道：“如今朝廷式微，节帅欲做此事，朝廷恐难责难，然则士林中人，必有龃龉，虽则节帅自己便是天下名士，但若做了这般事情，只怕也难逃狂士之名。届时，于节帅风评，怕就难免有些影响。”李曜想了想，目光逐渐坚毅，决然道：“无妨，某念屈子曾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某这番作为，为的是河中兴旺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此乃我辈大义，正是心之所善，虽死何如！”张敬询闻得此说，耸然动容，面色一肃，起身长揖一礼：“久闻节帅世之君子，今日方始克信无疑。节帅以一镇之尊，使相中都，天下侧目，竟愿为百姓福祉而担此污名，敬询虽碌碌小人，敢不恭伏骥尾？”李曜露出笑容，勉慰几句，然后道：“好，那么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如此这般……”——次日一早，河中节度使府颁布告示，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新城扩建令》正式施行，一期工程由河中节度使府、太原王氏、江都杨氏，以及蒲州靳氏、冯氏、高氏等五家，外带河中两名豪商之家，一共十家，组成东升新城头期股东会，其中河东节度使府以地皮、技术、人员等，以及七十万贯现钱入股，占股六成；其余九家按各自出资高低，共占股四成。新城建设完工后，九家各按股份参与分红，为期十年。十年期间，九家均有随时要求节帅府对其公开账目明细之权，并在每年年中、年底参加由节帅府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时监督查证收益所得。河中节度使府负责维持东升新城之安定，不使其受战乱、骚动等影响，如发生该类意外，按战乱或动乱时间，于十年限期之外额外增加相应分红时间……等等细则，一共十四款，全文四十三条，整个公示权责清晰，产权明确。其二，节度使府、观察使府辟举原佑国节度使、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这次辟举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张全义原本地位甚高，也是使相，如今却只是观察副使，连节度副使都没捞到；二是张全义本是朱温的人，如今居然被李曜委以重任。而就李使相在告示中的说法来看，张全义似乎是被授命负责河中的各项农事处理。农事在古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头等大事，李使相居然交给了一个降将？河中上下无数人心中疑惑，此人究竟何德何能，能得节帅如此信任？张全义，字国维，本名言。在原先的历史上，由昭宗李晔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子、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后又“置佑**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昭宗朝，大顺元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景福元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光化元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在现在的这个大唐中，因为李曜的出现，洛阳被李曜攻破，并俘虏了张全义，使他被软禁了许久，虽因为李曜早有用他之意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失去了人身自由，相对于原先的历史来看，他的命运简直称得上“悲惨”。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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