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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武跳身河北,仅有渔阳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群盗之用也,故有铜马帝之号焉。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几二千万。王莽之季,盗虽起,亦不应如彼其多。
盖降而或复叛,归于他盗,已而复降,至于三四,以有此数。不然,则建武之初,斥土未广,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其聚而有此众者,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
徽宗之世,河北之盗已兴。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郡邑无吏,吏无法。游奕之虏骑,往来蹂践,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众砦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廛,则相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
室无终岁之计。瓮无宿舂之粮,鸟兽聚而飞虫游,勿问强弱,合而有此数也。闻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为之美名曰“忠义“以抚之,抑岂诚为忠义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
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
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
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
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
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鸮,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
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詟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磾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
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
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
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
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
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玡,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
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
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其能临江踞坐,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
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泗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
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矣。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
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飏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澨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
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
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
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
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
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
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鞶帨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
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
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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