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淳于琼而不迎天子于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听荀彧迎帝以制诸侯。夫无君之心，操非殊于绍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绍，而绍不能胜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
虽然，名未易言也。名而可以徒假与，则绍亦何惮而不假？淳于琼曰：“今迎天子，动则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故曹操迁许以后，外而袁绍恥太尉之命，内而孔融陈王畿之制，董承、刘备、伏完、金禕交起而思诛夷之；入见殿中，汗流浃背，以几幸于免；与绍之恣睢河北唯意欲为而莫制者，难易之势，相悬绝也。
苟不恤其名，而唯利是图，则淳于琼之言，安知其不长于荀彧哉？假令衣带诏行，曹操授首于董承、伏完、金禕之手，则授、或之谋，岂不适为琼笑？
而非然也，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尚且疑且信而不决于从也。琼之情唯利是图，受天下之恶名而不恤，绍是之从，欲不亡也，得乎？
名与利，相违者也；实与名，末相违而始相合也。举世骛于名，而忠孝之诚薄；举世趋于利以舍名，而君臣父子之秩敍，遂永绝于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绝之秉彝于三代之下者也。夫子于卫辄父子之际，他务未遑，而必先正名，盖有不得已焉耳。
十二
刘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谦也；其兼领徐州，亦因陶谦也。二袁、曹操，皆受命于灵帝之末，吕布、刘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兴。始因公孙瓒，继因陶谦，周旋于两不足有为者之左右，而名不登于天府，是以屡出而屡败。
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为不飏于王廷？北海之疏也。败于吕布而归许，然后受命而作牧，望乃著于天下。以义揆之，则受陶谦之命兼领二州，其始不正，故终不足以动天下而兴汉，亦始谋之不臧哉！
及其为左将军，受诏诛操而出奔，乃北奔于袁绍，托非其人矣，而非过也。何也？既已受命诛操，则许都之命制自操者，义不得而受也。结孙权而分荆，夺刘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受命而制自己，故虽不足以兴汉，而终奄有益州，以成鼎足之形。
使其于陶谦授徐之日，早归命宗邦，诛傕、氾以安献帝，绍与操其孰能御之？
而计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赞焉，徒与袁术、吕布一彼一此，争衡于徐、豫之间，惜哉！
十三
张巡守睢阳，食尽而食人，为天子守以抗逆贼，卒全江、淮千里之命，君子犹或非之。臧洪怨袁绍之不救张超，困守孤城，杀爱妾以食将士，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何为者哉？
张邈兄弟党吕布以夺曹操之兗州，于其时，天子方蒙尘而寄命于贼手，超无能恤，彼其于袁、曹均耳。洪以私恩为一曲之义，奋不顾身，而一郡之生齿为之并命，殆所谓任侠者与！于义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
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洪为之，巡效之而保其忠，于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凶岁之顽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戚，而人之视蛇蛙也无以异，又何有于君臣之分义哉？
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则姑降绍焉，而未至丧其大节；愤兴而憯毒，至不仁而何义之足云？孟子曰：“仁义充塞，人将相食。”夫杨、墨固皆于道有所执者，孟子虑其将食人而亟拒之，臧洪之义，不足与于杨、墨，而祸烈焉。君子正其罪而诛之，岂或贷哉！
十四
董承潜召曹操入朝，操至而廷奏韩暹、杨奉之罪，诛罪赏功，矜褒死节，而汉粗安。惜哉，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失之于先也。
当斯时也，汉之大臣，死亡已殆尽矣；天子徒步以奔，而威已殚矣；从官采梠饿死，而士大夫之气已夺矣；故董昭谋迁帝于许，尚惧众心之不厌，而卒无有一言相抗者。
若当董卓初诛之日，廷犹有老成之臣，人犹坚戴汉之心，刘虏怀忠于北陲，孙坚立功于雒阳，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勋非董承从乱之比，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效董卓之狂愚乎？
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试为之；为之已晚，而无救于汉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观于此而益为允惜，诚可惜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