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急起来：
“我们要找余切，你带我们去找余切，余切在哪里呢？”
“我就是余切。”
同样的事情，第二周的星期四又发生了，这次来了几十个人，他们都是看小说来的。
余切意识到，《天若有情》这篇小说的发表，似乎有一种要成为余切成名作的趋势。
余切本来就能够想到它的传播效应，所以很多事情都放在了《天若有情》发表之后来做，但实际发生的时候，还是远远出乎了他的预料。
《高考1977》是一篇优秀水平的知青文，但无论是当时余切的写作水平，还是这个故事题材本身，不足以支撑它成为有传播度的大众作品。
今天还有几个人知道刘芯武写的《班主任》？
还有几个人知道《凯旋在子夜》？
《天若有情》就截然相反。
标志性的作品需要和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相结合，一部小说是因为看它的人才伟大的，读者赋予了它超然的地位。
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学。
83年的治安形势尤其严峻，而且从九月份起，事情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燕大是一处宁静地，博雅塔下，未名湖的湖面荡漾，越过它荡漾的边缘，一场狂风暴雨其实已经席卷全国！
实际上，在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几乎一切事情都不能和严抓治安相比，这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无数群众出来举报，为相关部门提供线索。
一些分子到处流窜、不断作案，机关则针对性的制定抓捕计划，数万干警进入深山老林进行围剿，就连最可爱的人也被出动，用以防止更恶性事件。
仅仅是两个月，一共缴获了两万余把枪支，子弹50万发，其余的菜刀、撬棍等武器更是数不胜数。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场行动。
“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的活动……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一次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
发动群众不是一个简单的话，它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人，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接触到《天若有情》这一部，关系到了他们密切生活的小说。
《天若有情》的传播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扩散开。要求转载这一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数不胜数，然而他们最早也要到下个月才能刊印出来，于是引发了《红岩》杂志前所未有的抢购。
当余切为了加入“新现实主义”社团的人数太多，而焦头烂额的时候，黄兴邦的信再一次寄过来：
“我正在经历了不得的争论，所有人都告诉我，是我选中了在十月份发表《天若有情》，是我从作家中发掘出了你……”
“但是我知道，我只是坐在那里，然后我看到了这一篇文章，那一刻我知道一定要发表它！”
“我们印了五万份，比平时要多……因为《红岩》杂志是地区性刊物，然后，现在我们加印，再加印……”
“有没有可能十万份？我看会有二十万份！”
“我听说，读者寄了无数封信件，要求下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你的《天若有情》。”
“余老师，无论是谁联系您，请你把战争文学的新作寄给《红岩》，最多还加上《川省文学》，你是我们本土走出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