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他们难道都看不出双钩填墨的痕迹吗？而且，反方高二适先生，居然也没有用双勾填墨的论据去抨击对方所谓的真迹之说。
这里要提到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他就认为，神龙本为褚遂良所临。“放浪形骸”的“浪”字无异于褚遂良在写自己的名字。难道米芾居然也分辨不出所谓硬黄响拓、双勾填墨，与所谓对临、背临的区别吗？高手如褚河南者，意临的墨宝更是与勾摩有着云泥之别，难道是米芾老先生喝多了犯迷糊了吗？
看来，对神龙本《兰亭序》而言，本就没有什么双勾廓添之实，以讹传讹，有人故意设了个迷魂阵，掩人耳目而已。有研究者称，虽经现代仪器千倍放大，亦未见任何所谓双勾填墨的蛛丝马迹。当然，有专家非把个别笔画中的飞白当成勾勒线条，也只好姑妄听之吧。
说一点题外话吧，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在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时代，从万民领袖到一介书生，所有人均赤胆相照，各秉己见，为了一个多年前的文化疑点不分尊卑、具理以争。这种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民族风雅，岂是那些蕞尔唯利之辈所能品味到的呢？
结论好像有了。
神龙本所谓的双勾填墨根本就是以讹传讹，是被人故意臆造出来的假象而已。
二、冯思远与邵师兄的神聊——命纸的年代鉴定
邵师兄：
“其实，想判别是贞观年间摹本，还是东晋真迹，将手卷命纸一验便知，毕竟中间差了三百来年呢。”
冯思远：
“既然狸猫换太子，原装命纸岂存？”
邵师兄：
“真正书呆子了。狸猫换太子，留下的自然是太子啦。”
冯思远：
“确实啊，茅塞顿开。若神龙版为真迹，则其画心为晋蚕茧纸无疑。若画心是竹纸或宣纸则必为唐摹本。若要是高丽纸就更加没什么彩了。”
邵师兄：
“是啊。在《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藤壶院以和歌暗度情愫，所使用的就是唐纸。即使在平安朝时期的日本，也是下一等才用高丽纸呢。”
冯思远：
“故宫博物院那么些德高望重的专家们，洞隐烛微，难不成对纸张没有鉴定和断代吗？”
邵师兄：
“先入为主或者灯下黑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公开的相关研究文献嘛。再说，这种课题冷僻艰涩，且费力不讨巧，更与大型断代工程沾不上边，谁不想投身于推动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的洪流中，傻子才坐冷板凳呢。不过，听说到是有皮纸之说，不足为凭。”
冯思远：
“就是就是。多年前，我在旧书摊上见过一篇1975年《文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的文章，可惜的是，下手不果断，失之交臂。那篇文章当时蹲在马路牙子上略微翻看了一下，感觉内容浮于皮表，以假设推导假设，以原因论证原因，颇有些不知所云，确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结论：
若神龙本画心纸为晋蚕茧纸，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神龙半印本《兰亭序》，为东晋王羲之真迹无疑。
草率了。那就期待故宫博物院的科学鉴定吧。
三、证据链上的重要一环——不应消失的“贞观”鉴定铃印
唐徐浩《古迹记》载：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装志部帙，以‘贞观’小玺铃印，命起居郎禇遂良排署如后。”
唐韦述《叙书录》载：
“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
以上史料说明，大唐贞观年间，凡经皇家鉴定的书迹，均需钤上“贞观”年号印以作为识别。唐太宗开创此法，自然上行下效，由此引发了在鉴藏书画上钤印鉴定小印之风气，绵延至今，对于书画的递藏、流传及考辨可谓功莫大焉。
唐太宗“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以金缕杂宝装轴套封，每听政之瑕，则临看之，夜半把烛临兰亭。”
但是问题又来了。所谓的冯承素神龙半印兰亭序却为何没有太宗的“贞观”鉴定钤印呢？太宗‘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却反倒无鉴藏小玺，这怎么可能？冯承素奉太宗谕旨双钩填墨摹兰亭，怎敢冒欺君之罪遗漏真迹上的“贞观”小印呢？退一步而言，即使冯承素本乃后代托伪作假，那托假者岂不是更巴不得要将李世民自书之“贞观”二字连珠鉴藏小玺，狠狠地按在其伪作的显眼之处，以障人眼目？
这是有实例为证的：
故宫博物院今另藏有王羲之的《雨后帖》，被专家定称唐摹晋人帖。此贴之上，“贞观”长圆黑色小印历历在目，另有“世南”小印排署其后。”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丧乱帖》上（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贴被列为王羲之下真迹一等，亦所谓双勾填墨之摹本。具言，此贴勾摹之精确，可谓毫发毕肖，甚至连虫蛀的痕迹也勾摹出来。其上，唐玄宗“开元”鉴藏小玺赫然在列。
注意到了吗？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承前启后谁者？乃武则天也。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个女人在中华历史上挥洒了一段浓墨重彩的篇章。武则天于“神龙”元年盛极而退，将天下拱手奉还李唐。而唐中宗继位后，居然延续“神龙”年号不变，更令人匪夷所思、疑云窦生。所谓“神龙之变”莫非乃女皇本意？否则怎么说得通。
冯思远的猜想：
在《兰亭序》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火中取栗，丢卒保车，暗地将“贞观”二字钤印从法帖上全都裁去，以混淆视听，保留真迹画心。何其辛哉！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瑰宝，终得遗存至今。善莫大焉。
四、考古民科的空穴来风——“神龙之变”
1984年，西安市西大街梁家牌楼拆除旧房时，偶尔在屋檐下发现元代《兰亭序》碑刻拓片四幅，其中有一篇宋代蔡挺的跋文，其大意为：公主用伪本换掉真迹，真迹得以留存人世间。另有李治暗中掉包等言。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曰：“……神龙之际，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唐韦续在《墨籔》卷二中，亦有相似记载。
太平公主（665～713），武则天之女；安乐公主（684～710），武则天之孙女。李世民驾崩于649年之时，两位公主尚未出生呢。
以上记载诡异之处就在于所谓“神龙之际”，只能是太平公主发动的神龙政变，起兵冲入玄武门逼宫八十多岁的武则天，李哲(原名李显)遂复位，两公主乘机将兰亭序‘奏借出外拓写’。
可是不对呀？既然有“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之记载，那权高势巍如两公主者，何必又要乘乱取之呢？她们原本就是人手一册的呀？
历史在暗示，《兰亭序》真迹没有殉葬昭陵。
殉葬了才怪。
五、“神龙”小玺——密符
1、不是中宗李显的收藏印
翻开唐中宗李显的履历表，此人命运多舛，不是被废，就是在被废的路上。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李显复位称帝，与其说是“神龙政变”，不如说是武则天的审时度势，将江山拱手奉还李家。懦弱无能、战战兢兢的李显继位后继续延续武则天的年号至第二年，至景龙4年（710）驾崩。这个窝囊的当朝皇帝再缺心眼儿，也不至于用前朝年号作为私下把玩藏鉴之小印吧？更何况，这位唐中宗哪来的这份闲暇和雅致呢？别说没这份才情，他哪有这闲工夫呀。他忙着呢。
2、也不是“神龙”元年所铃印
众所周知，“神龙”是武则天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启用于公元705年元月，同年二月就发生了神龙政变。彼时，武则天已82岁，这个“神龙”年号在她手里只存续了也就不到一个月。在这云谲波诡的短短二十天多，她老人家还可能有那青灯黄卷的雅兴吗？再说，有这个雅兴，恐怕也没这个体力吧？
3、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唐“贞观”、“开元”书印，及晋宋至唐公卿贵戚之家私印一一详载，独不载此印。
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见到过神龙本兰亭序。张彦远虽出生三代相门，他自己也官拜大理卿，但在编写《历代名画记》时，其所处时代毕竟已是晚唐，前朝禁中的秘密他如何得知？
对“神龙”的确切解释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兰亭序》上的“神龙”小印，既非武则天更非唐中宗李显之年号，而是武士彠弥留之际传与其女武媚娘的遗物，它是隐喻着袁天罡惊天预言的密符，遂为伴随武则天终身的闺中小印。这枚小印，也是他与李治在翠微宫太子殿耳鬓厮磨、暗度款曲的爱情物证，那是这个伟大女人的小秘密。到了晚年，她最终启用她堪称传奇一生中的最后一个符号。以袁天罡的预言，彰显其“受命于天”。
六、冯思远的那些胡思乱想
不伦之恋的火热激情，促成了武媚娘与高宗李治俩人，合伙儿裁下《兰亭序》的引首、隔水及拖尾。可这些剪裁下来的残片，其价值也丝毫不亚于画心，都是无价之宝呀。它们被藏到哪里去了呢？
“太宗崩，武则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但是，那些七零八碎的宝贝是绝不能带进寺院的。毕竟珈蓝之地，青灯黄卷、断塔浮屠，何来藏匿之所？谁能有秘密可言？
让新登基的高宗李治把这些故纸片夹带进皇宫？那不是等于飞蛾扑灯吗？弄不好别说皇位不保，就是脑袋说不定也得搬家。武媚娘一辈子从不干前功尽弃的傻事儿。她心如明镜：她没有失败的本钱的，只要出手，必招招致胜。
只有一个选择：翠微寺地宫。
就这样，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移花接木，《兰亭序》真迹终于被高宗李治堂而皇之带回了长安皇宫。从此，书圣墨宝摇身一变被官宣为冯承素双钩填摩的摹本，即所谓神龙本。以后，再由神龙本不停地演变出诸如火烧本、落水本等若干更加魔幻、更加离奇的版本，以搅乱真像、混淆视听，割了一茬又一茬文化韭菜，那就是神仙也无法预测的事了。说道神仙，就不能不提那一代明君李世民魂游地府之际，巧遇书圣王羲之。九泉之下，它乡遇故知，这哥俩儿免不得在一番推杯换盏、酒过三旬后，相互拍起了马屁。世民赞其“凤翥龙蟠，心摩手追”；书圣也喝得到位，提笔挥就“晋唐心印”四字斗方。
“兰若，兰若！”秦湘怀抱着兰若连声喊道。她挣扎着微微睁开启双眼，迷离的目光终于找到了冯思远。
“‘潜隐先帝之私’，”兰若气若游丝地喃喃道，“骆宾王诚不我欺啊。”讲完这句，她头一歪，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