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吗？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妻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吗？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
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