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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之变,皆赖于海贸,海贸又赖于工商,所谓无工不稳,无商不富,虽汉寇伪帝之言,但却乃少有之真言……”
“如今长毛之贼即剿,余者皆遁逃,所谓天下太平,河清海晏不过如此!!”
“然天下之变,在实物,在格物,在机器,汉寇之强,洋人火器之精良,盖莫如是……”
“今鸿章请开建机器局,轮船局,重整海关司,也非私愿,更非他人教唆,凡此种种,皆是心向我大清,为我大清计,为皇帝计,为圣母皇太后计……”
“若请依鸿章所言,则我大清十年之内,必然大变,不仅民力有所恢复,国力更是十倍于今朝,若是如此,何愁汉寇之忧,洋人袭扰!!”
广东巡抚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四月上奏“治安书”。
这篇所谓的治安书,不出意外了成为了当时四月的“宠儿”,只不过这个宠是被“谩骂”“怀疑”包裹的。
甚至在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诛心之言,而其中那句有关经济问题的“削减旗丁,以供工商”,更是成为了某些人口中的“汉臣要谋反”的确凿证据。
也是因为这篇奏安书,让李鸿章的大名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最开始大家还只是知道有一个叫李鸿章的家伙,第一个攻破了天京城,甚至还第一個杀掉了违逆之首“洪天贵福”,是整个天京之战的大功臣,但是自从这份奏安书发表后,全天下对于李鸿章的看法,基本上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李鸿章此人是“大清祸害”,要早早除掉,甚至在那些人眼中,李贼已经是比曾贼还要难缠的存在,哪怕是那些所谓的“清流”,只要谈起李鸿章,李合肥就是一副此子不得好死的态度,甚至在四月,李鸿章还创下了一月弹劾一百零八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另一派人则是以左宗棠,以及部分开明旗人贵族在内的支持派,这部分人最核心的大人物,看似是某个叫兰贵的正蓝旗贝勒,其实真正操纵局势的,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鬼子六”恭亲王。
这部分人之所以要支持李鸿章的“改良计划”,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喜欢变革,多喜欢拯救苍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紧迫感”,而这个紧迫感恰恰就来自他们天天骂作“伪帝”“贼寇”的汉国。
对于这些有过外部的见识的大人物来说,你要说他们对于外界所发生的变化完全不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他们比一般号称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激进派,还要激进。
毕竟知道的越多,越是对那个号称继承“炎黄正统”的大汉帝国更加恐惧。
事实上对于工业,科学的重要性,他们不是不知道,甚至可以说,从他们在自己家里请洋人教士教授自己和小孩西方知识,就可以知道,这帮被后世骂作“古板”“没有脑子”的大清高层,实际是非常有脑子的。
而他们之所以变的慢,或者干脆不变,还是因为威胁不够彻底。
原时空中,所谓的“洋务运动”搞到最后,看起来搞的花团锦簇,但其实上面那些人根本就是糊弄事,亦或是说糊弄洋人,告诉那些对神州不怀好意的洋人,我大清即将雄起,你们都给老子小心一点!!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洋人是被骗到了,甚至都将大清列入到“列强”行列,亚洲第一大国。
但是这个所谓的虎皮,终究还是被一群东瀛矮子戳破了,尤其是在那场海战之后,更是将神州拖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而在那之后,才有了所谓的重建海军,但是也已经为时已晚。
而在这个时空中,大清朝面临的情况,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甚至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洋人还是那个贪婪无度的洋人,但态度却不一样了。
(汉国远东舰队的威慑,以及日本海军的成长)
而这种态度,自然影响到了一大批大清的上层人物,后来也就发生了所谓的“洋人教士遍布朝野”的事情发生。
在目前的大清,家里请一个洋人教士,那放在以前那是侮辱先人,蔑视祖宗,但在现在,那就是“与时俱进”“头脑灵活”。
甚至请的起什么样的洋教士,都成了那些大清权贵攀比的对象。
甚至在如今的大清朝,连洋人都被分为三六九等。
第一等的是有学历的洋人,如果有欧洲高等大学毕业证书,那就身价涨了在至少五倍,如果你再有某个大学任教的资格或是经历,那再翻一倍,达到十倍的高度。
第二等则是那些具有高技术的洋人技术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在兵工厂等早期在咸丰时期建立的洋人小工厂任职,算是清庭比较信任的“洋伙计”。
甚至在内部还有“洋包衣”的称呼。
而第三等,则要划分国籍,毕竟不是什么国家的人,都能在咱大清混口饭吃的。
其中英法为首选,毕竟在如今的大清朝堂,对于“英法”两国的研究,可谓是最深的。
最明显的就是,当年太平天国还未剿灭的时候,咸丰皇帝就曾给拿破仑三世写信,希望他能够派遣一部分军事顾问来神州,“助情剿贼”,甚至还提出了要购买一千万两的法式武器,组建法式新军的意愿。
而这些自然得到了当时法国人的热烈响应,拿破仑三世在回信中就将咸丰称为“东方大皇帝”,甚至直接表示,大清朝未来所需,法兰西会竭尽全力帮助,毕竟大家都是文明国家。
而在这封信背后,则是一个“小小的”通商要求,甚至要求在神州沿海获得一个稳定的常驻港口,哪怕不行,也可以给予一部分通航修整权。
而咸丰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给出了通商的考虑。
是的,是考虑,不是同意,可见那个时候的咸丰,还是非常谨慎的,不是拿破仑三世夸几句就会上当。
至于英国,那就是更是“老朋友”了,整个大清,研究最多的就是大英帝国。
只不过研究来研究去,都跳不出老一套的想法。
但是哪怕如此,有关英国的书籍,实际已经堆满了整个紫禁城的书房,但是在民间,却很少见有关于类似“羊吃人”“工业化”“资本”的书籍。
由此可见,在我大清,有些事,还是要“保守”一点的,要是什么都让天下人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大清岂不是底裤都要被揭开了。
而这样的“内看外封”的做法,自然而然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内部的人对外界的消息一清二楚,而下面的那些人,不能说两眼一抹黑,但也是盲流一级。
虽然这种情况是大清高层希望看到的,毕竟商君书都说了“民可使不可知”,但是这对于一直要搞工业化,搞变革的那派人来说,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事。
就像李鸿章在治安书中所说:
“今天下各国,兴办工业,搞新科技,无不以教育为先,彼辈所闻德意志帝国腓特烈大帝在任时,大力兴办教育之举,方有今日德意志帝国之强盛……”
“德意志国统一宰相俾斯麦亦言普鲁士的强大,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堂就已注定,我国复比昔日普鲁士如何,又比今日之德意志帝国如何??”
“故臣言,我大清若想顺利兴办工业,改变国运,非得从教育入手不可!!”
“无教育,不家国!!”
对于李鸿章这种极力鼓吹“新式教育”的人,自然又是引起了一片“讨伐”,尤其是对于那些信奉“民可使,不可知”的那帮科举制度下的老古董,老封建来说,搞教育,那就是要他们命,更何况还不是代表“正义”的天地君亲师,那就更是有罪了!!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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