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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二章 这一点,他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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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就拿来用,看看效果。

    效果好,等之后共和国大会重启的时候,就正式确立为国策。

    要是效果不好,共和国大会重启之后就直接否了,简单明了。

    反正当前阶段,一切以快准狠为目的,一切都是草创的,所以大部分政府机构和策略前头都有临时两个字,只是大家从来不刻意去提这两个字。

    甚至本来赵学宁都打算给自己大总统头衔前加一个“临时”,但是大家一致反对。

    您是我们唯一的太阳!

    除了您,我们谁都不认!

    谁都可以临时,就是您不可以!

    那这话是实打实的,除了赵学宁,整个兰芳又有谁敢说自己能够威压其他所有人、坚决贯彻执行自己的意志呢?

    没有人,只有赵学宁。

    于是临时国务委员会成为兰芳的最高权力机构,总领一切事务,而赵学宁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只要他愿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将拥有一切的权力。

    可是赵学宁本人并不想要长时间的拥有这样巨大的权力,他非常不愿意自己被部下当作皇帝、王者去看待。

    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专制政权的危害之所在。

    倒不是说共和多么完美,共和并不意味着大权旁落,集权是有必要的,但是集权和专制专权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集权不意味着绝对的生杀大权。

    专制专权则代表着绝对的生杀大权、予取予夺。

    集权尚且需要讲道理服众,需要有法可依,不能肆意妄为。

    而专制专权自己就是最大的道理,没有其他道理可讲,口含天宪,说杀谁就杀谁。

    中国的君主专制到带清成就了史无前例的完全体,专制的危害也完完全全的展现了出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可以回避,一览无遗。

    所以,才会有无数先烈不惜性命也要推翻专制。

    赵学宁不希望自己努力到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成就了一个新的“皇帝”。

    在这一点上,他支持黑格尔的看法。

    虽然没有来过清帝国,但是黑格尔对清帝国的专制政权有着深刻的认知。

    他说,在清帝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中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

    假如皇帝的个性不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那么,一切都将废弛,各级官府也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几近瘫痪。

    在清帝国这个史无前例的超级专制政权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放大,朕即国家,这句话由清帝尤其是弘历来说最为合适。

    不仅是人亡政息会改变政局,单单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态变化,也可以使国家的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赵学宁对这段话有着十分深刻的认知,因为早些时候,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在他拉起自己的集团步步高升、获得权势和地位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曾稍微有些松懈和自大,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满足,不再积极进取,而是开始了享受。

    他享受着部下们为他奉上的金钱、美食、美酒。

    如此三个月之后,当他再一次率领他的船队和带英船队交锋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挫败。

    那次挫败惊醒了赵学宁,让他意识到他的懈怠和放松会直接影响他的部下,会让他的部下以数倍的程度加倍懈怠和放松,他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居然是如此的巨大。

    于是赵学宁开始认真的反思。

    他意识到自己仅仅只是一个船队的领袖,几个月的变化就能让原本犀利的船队变得迟钝、麻木,那如果自己成为一个国家的王者、皇帝,几个月的懈怠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他在始终保持警醒、活跃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兰芳集团的前景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来源于他自己。

    现在他年轻,精力充沛,身体强壮,可以承受这种时刻的警醒带来的消耗,但如果他老了呢?

    那一瞬间,赵学宁想到了刘彻,想到了李隆基,想到了玄烨,想到了眼前的弘历。

    专制体制下,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与损耗,到达社会基层的时候,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

    而同样的情况下,皇帝的疏忽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最后落到社会基层上,会扩大十倍,甚至百倍。

    权力不讲法则,权力甚至会反过来定义法则,能量守恒定律在政治层面毫无代表性。

    刘彻晚年的太子谋逆大案。

    李隆基晚年的安史之乱。

    康熙晚年的九龙夺嫡。

    乾隆晚年的白莲教起义。

    老年君主统治力下降的客观事实无法避免。

    甚至于他现在敢凭借一个刚刚建立了不到五年的国家去硬碰硬的攻击带清,主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年老的弘历的统治能力的下降以及传导至清帝国社会基层之后的百倍影响力。

    带清的基层,真的已经是依托答辩了。

    从乾隆四十年之后,随着弘历的懈怠和精力状况的自然下滑,懒惰之风就在清帝国的官场迅速蔓延了,甚至更早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严峻。

    时人描述这种情况为——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发生一起针对富裕寡妇的抢劫案,寡妇认出了抢劫者,立刻报官。

    县令随即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疑犯,但是却懒得审讯,直接取保了事。

    后面的四任县官也都有样学样,根本不管不理,一个证据确凿案情清晰的案件被拖延十年之久而得不到处理。

    以至于弘历本人听说以后,也觉得十分恼火,自己都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但是他生气归生气,改变了什么吗?

    没有。

    帝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总需要一个人踩一脚油门给予加速,而弘历自己就是那个踩油门的加速者。

    他老了,脑袋不清楚了,没有年轻时候的精力可以聚着鞭子鞭笞着官僚集团、逼迫他们前进了。

    赵学宁安排到三省之地的行动小组能够在两广和福建神不知鬼不觉的拉起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而不被官府认为是威胁,甚至直接劫法场、救文字狱案犯。

    在这种情况下,带清的官员也查不到他们头上,甚至不愿意大举出动去查,觉得逆贼躲入深山老林里必死无疑,不需要大动干戈,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弘历御批的文字狱案犯啊!

    他们居然就此罢手,不管了。

    最后打听到的消息是没有消息,这个事情仿佛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人提起。

    案犯的直系亲属啊!

    没救了已经。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所以现在的赵学宁完全不敢相信以后的赵学宁在做了皇帝的情况下能够始终维持清醒的头脑,能够一直做出正确的决策。

    所以他认为,自己能给兰芳带去的最大的贡献并不是自己的先知先觉,而是新的国家体制,一个并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新的国家体制。

    在这片被皇帝统治了两千年的古老大地上,君主专制也好,君主立宪也罢,都没有什么意义。

    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帝制传统太过于深厚,味道太过于浓郁,所以无论如何,君主,都必须彻底的消失。

    无论他掌握多大的权力,他都绝不会让自己拥有君主的头衔,也不会允许他的后代继承他的权力。

    这一点,他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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