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疾驰而过，无暇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么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对于现代许多戏剧家来说，他们不仅要劝告观众“慢慢走，欣赏啊”，而且还要观众时时驻足停步，对自己眼前的天地作出更多的理解和思考。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传统戏曲中“定得住，点得醒”的戏诀。中国戏剧中的“定”，与西方现代戏剧家所采用的故意中断并不相同，大多是指以亮相、单锤等一些停顿办法来调节表演节奏，但是戏曲艺人又把这种“定”与“点得醒”连在一起，表明此间也包含着刺激观众理解的目的。“定”也即“点”，观众猛地一愕，理解的机制立即快速地发动起来了。
比“定”、“点”更显出艺术腕力的，是整体性逆拗。剧情顺顺当当地发展，观众顺顺当当地跟随，却没有料到，竟在接近结尾之处猛然突转，观众的审美顺势被阻遏，陡然清醒。这种处理方式，很像小说领域的“欧·亨利式的结尾”。美国小说家欧·亨利常常以出人意料的结尾给整篇小说增色，虽然也难免有刻意之嫌，然而他的那几篇成功之作，确实在突转中包藏着较深刻的理性内容。在戏剧、电影、电视作品中为卖弄技巧而在剧作结尾处增加一层出人意料的内容，往往会使观众产生一种被拨弄的感觉；相反，如果从这里开拓出了一个新的理解层次，观众会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在当代，魏明伦写的川剧《巴山秀才》的结尾，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顺坡下滑般的审美状态，亦即布莱希特所说的一切都是“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惰性审美状态，看似轻松流畅，却会导致戏剧审美的圆熟化、浅薄化。梅耶荷德对此深怀忧虑：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让观众养成了不假思索、毫无趣味地发笑的习惯。现在我们的剧院里是不是笑得有些过分了？会不会到了将来的某一天，被我们的噱头惯坏了的观众非得要我们用噱头去引起他们发笑，而对高雅的、隽永的剧本反倒报之以高声的嘘叫或冷冷的沉默？
既然“不假思索”的习惯是戏剧家让观众养成的，那么戏剧家也能使观众养成思索的习惯。回想一下习惯于中世纪戏剧的观众突然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习惯于古典主义戏剧的观众突然看到《阴谋与爱情》、《欧那尼》，以及中国观众在“五四”前后突然看到新兴话剧时的情景，就会明白观众“不假思索”的习惯会被打破。戏剧家波波夫回忆道，他童年时代看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无辜的罪人》从剧场中出来，像从一个令人迷惑的梦中走出来一样，哥哥问他看懂了没有，他很奇怪：“除了神奇而外，还需要懂得些什么吗？”哥哥激动地把自己的理解告诉了他，波波夫终于“被这个新发现弄得茫茫然了。原来，在这美妙离奇的景象里，果真包含着无穷的思想呢”。从此，这位未来的戏剧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面对剧场。
旧戏新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为观众提供新理解的可能。戏剧家米霍埃尔斯曾对莎士比亚塑造的李尔王的形象作出了全新的理解，体现了现代人希望重新理解一切的渴求。
今天的一切是对昨天的延续，以现代的理性能力重新破解前代的杰出剧作，未必是一种强加，相反，也许正是前代大师真实意图的揭示。以米霍埃尔斯对《李尔王》的重新理解为例，他认为，这出戏不是写女儿对父王忘恩负义的家庭悲剧，也不是揭露封建帝王轻率玩忽政权的政治悲剧，而是一出人生悲剧。他说，李尔王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远没有昏聩到对三个女儿也忠奸不辨的地步。他颠倒黑白的分配办法是出于他对真诚和奸刁之间的界线的蔑视。封建社会顶峰的政治生涯使他漠视善恶真伪，但他不能容忍当面顶撞，哪怕他明知冲撞者的忠诚。直到备受艰辛之后，他终于看到了人和非人的区别：“我可找到了，找到了人，人是存在的”——于是他从一个被封建观念扭曲了的人，复归为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能这样理解的人也许不多，这可能正是历史上许多天才作家终生寂寞的原因。而到了现代，这样的理解可能更合莎士比亚的原意，也更合观众的心意，那么，莎士比亚有了更多的知音。
柏林剧院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设计图
时代和历史，总会不断地在前代经典和当代观众间开掘着新的理解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