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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
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
增加财政，必然要取之于民，要增加税收，要开设新机构，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提前砍了安禄山，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
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生态失衡。
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也会名垂青史一样。
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大唐改革是无望的，苟着就好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
张九龄等人的失宠，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们又干不了。
好了，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事：张九龄为什么要阻止牛仙客上位，仅仅是因为对方能力不足么？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
以后世的观点看，严挺之的能力，绝不会超过牛仙客，功劳就更不如了。严挺之有什么成就，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
那么张九龄为什么要推荐严挺之当宰相呢？
第一，二人都是科举进士出身；第二，二人都是词臣，文章写得好。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天然就会成为朋友。
张九龄说牛仙客“目不知书”，不是说对方看不懂书，而是说牛仙客不会写词臣文章，文学素养很低。对比一下，严挺之的文学修养那就高了几个数量级吧？
所以说，形成北宋宋仁宗时期文官治国的格局，是张九龄的理想，不能说他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几百年后，这种格局真的在北宋实现了。
将权贵政治，向下解体，压低贵族权利的上限，降低参与政治的门槛下限，这个历史趋势，张九龄是把握住了的。
但也不能说他的想法没有问题，因为这种中枢政治格局，产生了非常严重，负面，且长久的影响。
不让牛仙客当宰相，是因为他不是“游戏规则”里面出来的人，这个口子不能开。张九龄心中的“游戏规则”，就是科举。
同理，他反对张守珪由节度使入相，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张守珪是边将入相（这可是唐朝前期的传统）。
张九龄希望打造一个，由科举出身的人组成的，传统文人圈子构成的中枢群体，这个是他的理想。
所以说哪怕牛仙客换成小方那种脑子，张九龄依然是要反对的。当然了，牛仙客要是科举出身后继续到河西干到节度使的话，他也可以被张九龄等人接纳。
李隆基认为张九龄“结党”，还真没冤枉他。张九龄结的这个党，其野心（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之大，几乎是跨越了数百年的文官政治格局演进。
只看这点，李隆基没杀他，纯粹是因为目光短浅不是明主，当然，这也是张九龄的幸运吧。
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二重矛盾：科举出身的官员，与门荫入仕等“杂流”官员（包含底层吏员出身及边将入相）之间泾渭分明的派系矛盾。
假设一下，如果安禄山来长安当宰相了，他会不会反？答案是一定不会，虽然幽州集团里面一定会有接盘的人去谋反。
张九龄压制边将入相，其实藩镇也迟早会反的。
而且，这种矛盾并未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而消失，反而体现在后面唐宪宗时期的“牛李党争”中，类似一地鸡毛的事情，便是这种斗争的延续。
所以我这本书的标题是“盛唐挽歌”，因为盛唐的旧格局，真的没救了，从内到外都是矛盾丛生。
我想把这本书写成开元末年以后到安史之乱这段时间的历史文标杆，对历史脉络的挖掘是很深入的。在这个前提下，尽量保证剧情的流畅性与爽度。
然后哪怕十年后再回来看这本书，也依然觉得有可取之处，二刷三刷的时候不会觉得侮辱智商胡编乱造，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看一眼都会吐的辣鸡。
这个是我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