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方翰民插话道:“这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你们人事科跟生产部门马上研究方案,不能因此耽误生产。不过,这跟我兄弟方新民有什么关系?”
侯科长并不着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方案已经有了,这两天正准备向你汇报。我跟生产科的负责人商量,打算面向社会招聘一批临时工,组成一个负责全厂下脚料处理的专门机构,让你兄弟方新民先成为临时工,以后再想办法转为正式合同工,你觉得怎么样?”
方翰民从内心感激老侯这番好意,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老侯的建议,“成立专门的下脚料处理机构,让各车间专心致志地搞生产,这是个好办法。至于方新民到红星制药厂做临时工,那完全取决于他的意愿,如果他愿意,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同意你最后的说法,方新民文化考试成绩差,说明他达不到红星制药厂的用工标准,即使做了临时工,他也没有资格成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职工。”
本想以曲线救国的策略为方新民解决招工入职问题,但方翰民的态度如此坚决,这让老侯无话可说了,他只好站起身来,在离开厂长办公室之前,悻悻地说了一句,“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
几天以后,老家收到方翰民的来信,信中除了通报方新民的考试成绩,还解释了未被红星制药厂录用的原因。
虽然一家人都很沮丧,但信中说得很清楚,文化考试成绩是硬指标,方新民的成绩差得太远,无论父母还是方新民本人,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在信的末尾,方翰民提了一句,“厂里最近还要招聘一批临时工,不过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比较累,而且工资比正式职工低,不知新民是否愿意来厂做临时工?”
听到这个消息,老母亲徐丽华的脸色马上拨云见日,“新民,快给你哥回信,就说你愿意去他们厂里做临时工。”
“可是,我哥说得很清楚,临时工不仅环境艰苦,工作累,而且工资又低,我觉得没啥意思。”别看生长在农村,方新民不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
“那只是开始,过段时间就好了,翰民当初不也是临时工吗?现在不仅转成了正式职工,还当了领导!”徐丽华喜形于色地说。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不语的方燮成忍不住怼了一句,“别想好事了!翰民是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又好,新民勉强算个初中生,招工考试都没通过,他俩能比吗?”
徐丽华没有泄气,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又怎样?即使一直做临时工,收入也比在老家种地挣得多。”
“不要只想挣钱多,咱俩年龄都大了,你想没想过,如果新民不在家,老家这些农活谁来干?”方燮成没好气地提醒道。
徐丽华似乎早就考虑过这种问题,“你呀,目光就是短浅,你是装着没看见,还是真没看见?从去年开始,主要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好多家庭都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只有像咱们这种害怕花钱的家庭,还在用人工播种和收割,如果新民进城去做临时工,以后咱们也可以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就用不着你干农活了,你怕啥?”
“说得轻巧,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需要花钱!你以为咱们家很有钱吗?”
“正是因为家里穷,才需要新民去做临时工挣钱!我觉得这也是翰民的意思。”
要是方新民被招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合同工,老方自然乐见其成,现在让新民去做临时工,不仅家里少了个主要劳动力,而且挣钱不多,方燮成认为意义不大,所以,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有些消极。但是,徐丽华的态度非常积极,老方也提不出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他只好把决定权交给方新民,“老二,去不去做临时工,你自己决定吧。”
“还犹豫什么呀?去翰民厂里做临时工,是挣钱最快的办法。新民,你都二十七八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朋友,半年多来就这么不冷不热的,对方就是嫌你穷,才一直定不下来,你要是继续呆在农村,守着这个家,我估计最终还得告吹。”想到二儿子的婚事,徐丽华就很焦急。
虽然读书不多,方新民总体上还算比较懂事,见老母亲为自己的事发愁,权衡一番后,他答应去做临时工,并于当天写信回复方翰民。
红星制药厂的仿制药项目,已经按计划推进到生产车间建设阶段,新招收的员工即将入厂进行各项培训,根据人事科的安排,将厂规厂纪作为第一阶段的培训内容。
因为第一阶段的培训内容大同小异,为了节省培训时间和精力,侯科长建议将新招的正式合同工和临时工合在一起培训,方翰民同意这项建议,并给老家写信,让方新民马上来厂里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