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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写书，因此要看书，看了不少书，也就懂得了不少事。我原先是以为皇帝的生活是这样的——不管事、不上班、夜里睡女人、早上不起床、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大臣们有了是非干架，到他那里调解谁惹恼了他就杀谁——倘知道哪两个恩爱情人不能喜结姻缘，甚至还会出面当个
“月老”，天子赐婚，状元配小姐——多少戏不就是这样唱出来的么？常常是这样的，戏台台角楼摆着走出一个太监，手中拂尘这么一摆，说
“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席退朝”，就这么一下子，算他
“工作”了。直到读了许多史籍，才晓得，满不是那回事。皇帝要管事，要治理他国家的民政、军政、司法、财政……他手下那么多的人，还得给人家分级别地发
“工资”（年俸）。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句老话，太实在了，满朝文武，晋吏衙役。都等着吃
“皇粮”，写书，尤其是写我这样的书，第一位要关照的就是这件事。皇帝、大臣、三宫嫔妃、从一品大员只算到
“从九品”、
“未入流”的乡间小吏，犹如如今的
“公务员”；都是纳税人——那些斗升小民引车卖浆的
“最基层”、
“蚁众”——纳税养活的。没有这件事，就不会有
“政权”这个概念。这些
“经济问题”如此重要，然而偏偏我们是个
“礼教国家”，以谈钱为耻，说到
“三纲五常”、
“礼义廉耻”那是头等大事——沿袭下来：头等大事是
“吃饭”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不给我们讲，学生也不注意学。每一本历史史籍上头都是《食货志》，很多搞创作的，甚至学问家，也懒得浏览它。
纵览二十四史，还有《清史稿》的表述，我们真正，全国民
“重视经济”，发展经济成了
“国民意识”，人们形成
“纳税意识”，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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