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发现，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当第二次来做知州时，已经堙塞了一半；从趋势看，再过二十年，西湖将全然枯竭，不复存在。
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湖水枯竭，西湖与运河的水资源平衡将会失去，咸潮必将顺着钱塘江倒灌，咸潮带来的泥沙将会淤塞运河，而供给城市用水的“六井”也必将归于无用。市民受不了咸水之苦又必将逃散……那么，杭州也就成了一座废城。
不仅杭州成为一座废城，杭州周围农田也将无从灌溉，而淡水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等也都将一一沦丧。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也就会随之消失。
面对这么恐怖的前景，再潇洒的苏东坡也潇洒不起来了。他上奏朝廷，多方筹集工程款项，制订周密的行为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程。他的方案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湖中堙塞之处已被人围垦成田的，下令全部废田还湖；
第二，深挖西湖湖底，规定中心部位不准养殖菱藕，以免湖底淤积；
第三，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一道跨湖长堤，堤中建造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这就是“苏堤”；
第四，在西湖和运河之间建造堰闸，做到潮不入湖；
第五，征用千名民工疏浚运河，保证漕运畅通；
第六，把连通西湖和“六井”的输水竹管更换成石槽瓦筒结构，使输水系统长久不坏，并新建二井。
这些事情，仅仅做一件就已经兴师动众，现在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同时推进，简直把整个杭州城忙翻了。
杭州人谁都知道，这位总指挥叫苏东坡；但谁都忘了，这个苏东坡就是那个以诗文惊世的苏东坡！
苏东坡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焕发，仿佛只等着做国都了。至于真的做了国都，我就不想多说了。已有不少文字记载，无非是极度的繁华，极度的丰富，极度的奢侈，又加上极度的文雅。杭州由此被撑出了极度气韵，西湖随之也极度妩媚。
宋代虽然边患重重，但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却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文化、科技、商业、民生，都让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浓浓稠稠地集中在杭州了，杭州怎能不精彩？
然而，这种精彩也容易给人造成误会，以为这一切都是天造地设，本来就应该这样。很少有人想到，全部精彩都维系在一条十分脆弱的生态茎脉上，就像一条摇摆于污泥间的荷枝，支撑着田田的荷叶、灿烂的荷花。为了救护这条时时有可能折断的生态茎脉，曾经有多少人赤脚苦斗在污泥塘里。
这种在污泥塘里苦斗的景象，当然也不是马可·波罗所能想象的。
五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个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辩地演绎着。雄辩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而是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
杭州当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发现，什么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变成了一种景观化、生态化的存在。且不说灵隐寺、六和塔、葛岭、孤山如何把深奥的佛教、道教转化成了山水美景，更让我喜欢的是，连一些民间故事也被杭州铺陈为动人的景观。
最惊人的当然是《白蛇传》里的白娘娘。杭州居然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座宜雨宜雪的断桥，用一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来侍奉她。
她并不包含太多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文化”。她甚至连人也不是，却愿意认认真真做一个人。她是妖，也是仙，因此什么事情都难不着她。但当她只想做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那就难了。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诘难。中国历史，历来“两多一少”：一是多妖，以及与此近似的魔、鬼、奸、逆；二是多仙，以及与此近似的神、圣、忠、贤。这两个群落看似界限森严却时时可以转换。少的是人，与妖与仙都不同的人。因此，白娘娘要站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郑重告诉世间的人：人是什么。民间故事的这个构想，惊心动魄。
杭州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个民间故事的伟大，愿意为它创制一个巨大的实景舞台。这个实景舞台永远不会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们：为什么人间这么值得留恋。与这个实景舞台相比，杭州的其他文化遗迹就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像《白蛇传》的故事一样，杭州的要义是追求人间之美。人间之美的基础，是生态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态之美。
在杭州，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之美，什么文化都不成气象。
这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旨，有很大差别。
六
我到杭州的最大享受之一，是找一个微雨的黄昏，最好是晚春季节，在苏堤上独自行走。堤边既没有碑文、对联，也没有匾额、题跋，也就是没有文字污染，没有文本文化对于自然生态的侵凌和傲慢，只让一个人充分地领略水光山色、阴晴寒暑。这是苏东坡安排下的，筑一道长堤让人们有机会摆脱两岸的一切，走一走朝拜自然生态之路。我觉得杭州的后人大致理解了他的这个意图，一直没有把苏堤做坏。
相比之下，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点做坏了。总是在古代文化中寻找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傲视别的地方的点点滴滴理由，哪里出过一个状元或进士，有过几句行吟诗人留下的句子，便大张旗鼓地筑屋刻石。如果出了一个作家，则干脆把家乡的山水全都当作了他作品的插图。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状元、进士还是作家，他们作为文化人也只是故乡的儿子。在自然生态面前，他们与所有的乡亲一样谦卑和渺小。
近年来杭州的建设者秉承这座城市的传统，不找遥远的古代理由，不提空洞的文化口号，只是埋头疏浚西湖水源，一次次挖淤清污，把西湖的面积重新扩大到马可·波罗见到时的规模。重修完杨公堤，打理好新西湖，又开发了一个大大的西溪湿地，表达出杭州人在生态环境上的痴迷。对杭州这座城市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花里胡哨的种种大话，而只是适合人居住。
这一来，杭州就呈现出了一个贯通千年的人文宣言。这个宣言，曾经由钱镠主导，由白居易、苏东坡参加起草，由白娘娘从旁润饰，又由今天的建设者们接笔续写。
宣言的内容，很复杂，又很简单：关于自然，关于生态，关于美丽，关于人间。
我对杭州，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建一座马可·波罗的雕像。雕像边上立一块碑，把他最早向世界报告的那些有关杭州的句子，用中文、意大利文和英文镌刻出来。而且，一定要注明年代。
因为这些句子，曾经悄悄地推动过那些远航船队，因此也推动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