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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中国古代文人不管漂泊何处,晚年最大的向往就是回归故乡。这事到了近代那些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学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以一生的学养把时间和空间浓缩,然后拄着拐杖站在书房的窗口看着远方。他们在想: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我最希望投生何处?
我很想知道几位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排在第一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old Joseph Toy
bee)。因为正是他洋洋洒洒的著作,最早让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形态。
但是,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似乎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答案。我,只能在他的著作中猜测。猜测了几处,都没有把握。
终于,我突然知道,他曾经在一次对话中,留下了答案。
他说,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因为,那是一个文化会聚的福地。
他所说的西域,是指中国新疆塔里木河、叶尔羌河一带。
二
我每次去新疆,总会想起汤因比的选择。
西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地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这位帝王,也是整个汉代对世界历史的杰出贡献。从此,人类各大文明在那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汇集、交流和融合。
本来,无论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再远一点的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都自成规模、自享尊荣,很难放得下架子来与其他文明主动融合,除非用战争的方式来收纳别人。因此,各大文明都在万分警惕地防范着来自别处的铁骑战火。但是,商品流通的诱惑太大了,旅行者口中的描述太吸引人了,因此,彼此都悄悄地产生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渴望:要找一个地方,展开各大文明之间的非战争交往。
这个地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所在,离各大文明的首府都比较遥远,使谁也感受不到威胁;二,所有的旅行团队最想靠近的那个文明,有一种让大家放心的宽容精神。
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地面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于是,在天山、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茫茫大漠,终于成了各大文明沟通的巨大平台。看似最缺少文化的地方,变成了最热闹的文化集市。一场场古代的世博会、交易会、嘉年华,不断地在西域开幕又闭幕,闭幕又开幕。
这么一想,觉得汤因比对那里的选择,实在很有道理。
古代由西域通向整个亚洲腹地,有北疆的草原之路和南疆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分南、北两路,然后在一个地方汇合,翻越帕米尔高原而继续前去。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处,是西域开发最早的城郭叫“疏勒”,也就是现在中国最西的城市喀什,又叫喀什噶尔。
这是历来所有的旅行家、探险家、行脚僧、商贸者都必须停步的地方。不管是出去还是进来,都已经承受过严酷的生死考验,而前面,可能是帕米尔,也可能是塔克拉玛干,考验更大。因此,要在这里收拾一下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然后重新豁命前行。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豪迈壮行的新起点。不管是终点还是起点,都是英雄们泼酒祭奠之处。喀什的每一寸空气,都熔铸过男子汉低哑的喉音。
世界在这里渴望着被一次次走通,而高原在这里却显得寸步难行。一位高大的当地汉子在昆仑山脚下对我说:“在这里,地远路险,从有些村子到乡里去,骑毛驴也要走七天。一个妻子最高的愿望是去一趟县城,丈夫不让,说这么漂亮的女人走那么久,怎么还回得来?几十年后丈夫去世,妻子也走不动了。”
但是,这些妻子和丈夫都看到了,总有一些人从他们村边走过。是去乡里吗?是去县城吗?难道,还有更远的地方?
最近,我和妻子又一次去了喀什。一路上饱满的感觉无与伦比,我只想重复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大历史”,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大文学”,那么,请务必多去西域,多去新疆,多去喀什。
三
两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喀什有非常像样的商贸市场。后来,出任汉朝“西域都护”的班超,又曾把这里当做安定西域的大本营,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几年。
班超在这里的时候,当地民众在精神文化上还停留于萨满巫术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这里裹卷进去了: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大规模传播,这里成了一条最主要的走廊。
对于佛教东传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原因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大地,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已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双向高贵,又痛又痒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痒的地方,应该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应该也在喀什。
磨合了两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纪,这儿已经成了一个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迹和事迹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堪比玄奘的鸠摩罗什,就曾在十二岁时到这里学习小乘佛教长达两年,后来也在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来自莎车的王子参军兄弟二人,开始转向大乘佛教,并终生传习。而莎车,现在也属喀什地区。尽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鸠摩罗什不得不离开,但这儿是他的精神转型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法显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惊叹这里的法会隆重。后来玄奘取经回来时经卷落水破损,也曾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补抄。
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表现了很高的文化创造能力,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部用纯粹回鹘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两部极重要的维吾尔文化经典,跟着它们,还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产生。喀什,因创建经典而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其实,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时,也以喀什为前沿。在这里落地生根几百年后,才向北疆传播。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物不胜枚举,因为直到今天这儿的主要信仰还是这个宗教。千余年来天天被虔诚的仪式滋润着,即便是遗迹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据到过这里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聂斯托利派即中国所称“景教”,在这里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礼拜完满,尽管这个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纪已在罗马被取缔。对此,作为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就很敏感。同样,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缔的袄教(即拜火教
),在这一带的民间也曾风行,致使《南唐书》说疏勒地区“俗奉袄神”。
总之,几千年来,喀什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范围很大,近至中亚、南亚,远至西亚、欧洲。如果说,西域是几大文明的交汇中心,那么,喀什则是中心的中心。
这个地位,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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