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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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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特别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是黄河、长江、长城。

    四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有长城内外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

    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

    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

    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塞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千百年的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迹,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蚁蝼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类,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霸权言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寻各种历史选择的生态理由。探寻不到便猜测,猜测不到便想象。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让所有的选择、探寻、猜测、想象都生气勃勃。

    我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是一种宏大而美丽的悲观。只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动起来,我们才会凭借着山河找到大量真实细节,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间活过一次,也许不错。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权利把脚下的一切称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体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大的权力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中的千古雄关,这样的雄关在中国成百上千。但消解它们的,只是雨,只是驴,只是征尘,只是酒痕。

    英雄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评述、万般赞美的堂堂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间。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终点,价值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

    这终点,曾被陶渊明准确地表述过:“托体同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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