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感激。
而且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乌鲁克的发掘以及以及伴随而来注意的视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以及更多的经费，这对于一个国家博物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关注代表着有更多的人将视线放在了这处遗迹之上，而对于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这种关注是非常宝贵的，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
“这也是我作为寻宝者和历史学家所应该做到的事情。”梁恩看着这位一脸沧桑的博物馆馆长认真的说到。
他知道对方现在干这个工作到底有多么辛苦，毕竟伊拉克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现在国家却处在衰弱之中。
一个弱国想要保住自己的宝物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的战争中伊拉克博物馆就遭到抢劫，有不少重要的宝物直到今天都遗失海外。
直到今天，在一些欧美的地下拍卖会上仍然能够见到那些上边带着伊拉克博物馆标签的文物，甚至这些标签成为了某一批次文物的代表性特征。
而这位博物馆馆长来参加这样一个交流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联络到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同行一起发出号召，希望能够归还那些之前的战争中被掳走的文物。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比如想从那些有钱人手中要回文物仅靠法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毫无疑问，购买这些文物的人都是有钱人，而想要从他们手里要回文物难度不亚于让骆驼穿过针眼，光是他们能请得起的律师就足以制造大量的障碍。
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一类号召没有作用，至少从现在的社会情况来看，除了极少数有钱人以外，大部分的有钱人都是一些公众人物，所以在被公开收购脏物之后往往会选择归还。
当然了，这并不是代表他们很善良，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去归还那些之前被掠夺走的文物的话，舆论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将会非常大，让他们损失更多。
就和这位伊拉克博物馆馆长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人也有自己的一些事情要做，所以在中间的就餐和休息时间，大家就各自找自己想要找的人展开交流活动。
比如说梁恩就在那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属于那些中东国家的人的讨论圈子，然后交流起来有关于文物保护与遗迹搜索方面的工作。
尤其当梁恩讲到对遗迹进行搜索的时候，在场的这些人全都认真的听了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寻找遗迹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对于那些国家的文物保护与考古人员来说，很多时候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确定那些文物的位置，然后抢在那些犯罪分子前边展开挖掘工作。
这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文物的挖掘会损害文物，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挖掘工作也仅仅只是抢救性挖掘而已。
但是在这些混乱的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挖出来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宝贵的文物被盗窃一空。然后永远的离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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