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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纬道:“你阿父原本就是官衙的书吏,你家不营田事,难怪你不晓得。自耕农人,听起来只交税、不交佃租,但那两税,数目哪里就交得少了?秋税交粮,夏税交钱,或者折抵绢帛纳之,数目都大得吓人,父亲说过,他外放州府为官时,便是丰年,自耕而食的农人,交完两税,所剩之物,亦未必能活一家数口。若碰上灾年,便是饿殍遍野。”
“不能减税吗?”
“减税?这许多禁军,要吃要喝,谁出钱?”
“唔,”姚欢喃喃,“毕竟天子脚下,开封府难道不能将这些田地再开垦、经营起来?”
曾纬道:“我的好娘子,你这点生意经,朝廷会想不到?这些逃田,确有大半,已被开封府下各县纳作系官田产。但公家招了佃户,佃租更高,朝廷又明令乡间不可强佃,故而亦鲜有农人来佃。”
姚欢明白了。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北宋经济死循环的表现之一。
北宋富吗?
很富。
开封、成都、苏杭,皆是华美阜盛之城。一个端明殿学士,每个月有工资五十贯,米麦二十石,茶、面、绫罗绢帛若干。而曾布这样宰相级别的都知枢密院使,月俸能达三百贯。
北宋穷吗?
很穷。
冗官,冗兵,冗费,所有的财政收入,哪儿来?自然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来,狠狠刮也刮不够KPI的时候,财政可不就是赤字得厉害了。
越不够越刮,越刮越不够。
恶性循环。
所以,从一个后世人的角度,姚欢觉得,判断穷和富,褒贬盛世与荒年,赞美千里江山如画,还是悲悯千里流民如蚁,吹还是黑,要看代入何种立场、以及眼光落在何处。
文臣的盛世,权贵的盛世,朕与众卿家共治天下的盛世,屁股换一换,目光落到一线城市之外,这依然是一个百姓被鱼肉与剥削的沉疴处处的时代。
太祖皇帝就定下“养兵”之策,后世的继位者们不顾员额上限一味征召,若遇荒年,甚至将流民中最不老实、容易民变的一批不由分说地招安为禁军和厢军,看起来是仁政,其实更令军费问题雪上加霜。
官富而民穷,城富而村穷,北宋的所谓富庶,不过是官府、士大夫和大城市主户(有物业的坊郭户)的富有罢了。
难怪这个朝代的民变频率,如此之高。
王安石曾经想通过变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惜旧病未除,倒给积重难返的帝国带来了险恶的新疾——党争。
曾纬见姚欢面上的神色变得若有所思,正纳闷二人浓情蜜意地悠游天地间时,怎地讨论起田地抛荒之事来,姚欢却拉着他翻到土坡的另一侧。
换了个方向,果然看得更分明些。
白雪将土地盖得七七八八,但盖不住水洼。
这个时代的开封城外亦是水网发达,数条河流经过,星罗棋布的河塘宛然在目,就像一个微缩版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鱼米水田模式。
“桑基鱼塘,虾稻套养。”姚欢心中自语。
既然后世的苏杭一带,小龙虾可以和水稻套养,顺德一带,桑树可以和鱼塘并开,那么为什么不能试一下排列组合,改成桑树和小龙虾套养?
在开封城外这片土地上,就算江淮和两浙的占城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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