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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行笑道：“你这个小朋友，还挺好学，也很爱国，好吧，我给你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陈文打了个响指，向吧台侍者要来一盒烟，请王副行和袁建国一起抽。
王副行讲述了一件让陈文很感慨的事情。
……
我们国家上一次入世，是从1986年申请，1987年开始真正的谈判，谈到了今年，谈崩了。
为什么谈崩？王副行说，因为欧美不承认我们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而WTO只收纳市场经济的国家。
1987年，世贸组织开始对华夏经济贸易的体制进行审议，审了一年，差点把我们国家的申请给打回去。
为什么会这样？
王副行说：“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证明我们国家确实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当时我们又不能承认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姓资姓社的原则性问题。”
王副行端着陈文买的威士忌说：“当时我们叫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可踏马欧美佬哪里听过这么个新发明的名词，在他们的认知里，你这个国家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没有第三种。”
陈文问：“那你们代表团当时怎么去谈呢？”
王副行说：“怎么谈，解释呗。我们拿着欧美人自己出版的教科书，给他们解释啊，说这个市场经济是客观范畴的东西，反映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说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调节手段，是主观范畴的东西，说这个经济制度还是要从客观规律来辩证看待。”
陈文笑道：“那个时候你们真是难啊。”
王副行闷了一杯威士忌，情绪也上来了，畅谈连连：“那个时候啊，老外逼着问我们，说，你们华夏的企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个问题很厉害的，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细胞，企业的问题如果答不好，那是要犯错误的。”
陈文做捧哏：“你们肯定答得很好了。”
王副行说：“我们就按照准备的口径，苦口婆心地解释。人家根本不听，他们质问我们，说我们的企业既有厂长又有书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好解释，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
陈文笑了，这个说法，他是很熟悉的。
王副行说：“那帮老外反驳我们，他们
问，这个两心是怎么变一心呢，据他们调查审核，我们国家企业的书记是上面派的，代表了计划调节，厂长是管生产经营的，代表了市场调节。”
陈文为王副行又倒了一杯威士忌。
王副行继续说道：“我记得那次就是在瑞士，在日内瓦，一堆的国外专家，包括WTO的人，还有许多外国银行的头头，这么恶狠狠地逼问我们，问我们华夏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在企业的运作当中，在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的作用更高，又是怎么起的作用。”
王副行又闷了一杯威士忌：“那天，我这辈子忘不了，我们一帮子专家，可怜的样。我们站在会场里，我们讲不清啊，我们确实讲不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使劲讲啊，越讲越糊涂。
玛德，我们讲得嗓子都冒烟了，到了最后，老外打断我们，不要我们讲了，逼着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华夏搞得是不是市场经济！当时我们谁敢讲这个话呀！犯错误的！”
陈文来自2019年，他知道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已经合理合法，但是他从历史的见证者王副行的叙述中听出来，在80年代，没有人敢把这个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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