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岁的杨杰学生生涯告一段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中国。随即参加武昌起义，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上校军衔。
越明年，杨杰返回云南，参加蔡锷的军队，一手打出黔东大捷。
从1911年到1921年这十年，杨杰在中华大地上打出了赫赫威名，护国运动后，更以二十六岁的稚龄担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中将顾问，一时间，少年儒将，名传华夏。
五四运动，给杨杰带来极大的震憾，他深以为自己的军事能力之不足，在以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传统思想指导下，他再次来到日本，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以中校军衔入日本陆军大学十五期深造。
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杨杰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赏。不仅获得了天皇军刀，还被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瑟夫·霞飞元帅赞誉为：“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民国十三年冬，杨杰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学成归国。
学成归国的杨杰，作为蒋师兄的一柄尖刀，扫平了整个中原。当中国终于可以放得下一张书桌时，他出任陆军大学校长。放下指挥刀拿起教鞭，他立志要复制出无数的杨杰，在万里疆场跃马扬鞭，为中华民族牧守国防。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等军事著作，以《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作为他“生即是战”的理论依据。
“你们现在的军衔，大多与我在武昌举义时差不多。”扫了一眼坐在下面的学员，大多是上校军衔，只有少数几个肩佩少将军衔，杨杰说：“从年龄而言，你们要比我那时略长一些。”指着赵国龙说：“这位学员应该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也有二十六七了吧。”
赵国龙站起来大声回答：“学生赵国龙，今年二十七岁，现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131师参谋长。”
“二十七岁，上校，师参谋长，不错，也算是少年有为。”杨杰说：“我想听听你对军事与国防的看法。”
“打造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防的基础。”赵国龙大声回答。
“有不同意见吗？”杨杰没有正面回应赵国龙，而是问起了其他人。
“有。”大声回答的是黄天化：“学生黄光化，现任邕龙师管区参谋长，请求先生批准回答。”
“讨论问题，畅所欲言，不必太过拘束。”杨杰说：“说说你的看法。”
“学生认为，国防之基础，在于民众，在于社会。社会生活形式由社会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所决定。因此，社会生产力所发生的大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可以说，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不能进行；没有人民的参加，国防就无法建设。具体而言，如同广西的民团制，一旦摒弃，将国防尽失。”黄天化的话，让杨杰点头不已。
“说得很好。”杨杰说道：“由军人的战争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便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停了一会，杨杰说：“抗战暴发后，我以为我会率军直赴淞沪，与日军接战，却没有想到接到一个极其意外的任务，出使苏联。我在苏联的工作是说服斯大林同意给国民政府一亿卢布的军火组建20个苏械师，另外附送一个苏联援华航空队，当我把这些物资送回国时，比打了一个淞沪大战还要累上三分。党国不负我，授我以上将军衔，任为军令部次长，兼全权驻苏联大使。在苏联一呆就是三年，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的接见，最大的收获，除了争取到总共2.5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之外，还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现有制度，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现在制度更有利于国防建设。就目前的中国战局，从大国战略而言，应轻中央而重南北，在北方，于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在南线，一定要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
最后他拿出一个结论：只有在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国防。
如洪钟大吕，把莫敌们震得说不出话来，仿佛在浓雾中撕开了一道帘子，给莫敌们展示了一幅新的图案。原来，陆军大学的教育，完全已经返朴归真，前陆大校长的理论，果然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