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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冬,甘相公时年三十岁出头,灭亡党项西夏,铸就不世之功。
也是在这一年,参知政事欧阳修自请致仕,上乃听之,放欧阳修致仕养老。欧阳修这一辈子,在官场上功劳不少,最大的贡献就是扭转了文坛文风,过错也有,还有一些难以说对错的事情。
倒也不是要给欧阳修盖棺定论,欧阳修着实是个洒脱人物,对于权势并不贪恋,如今在朝堂之上,他虽然是参知政事,但是多少有些局外人的感觉,所以自请致使,倒是显出了读书人的风骨格调。
熙宁三年冬,王安石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甘奇同任宰相。
曾公亮,升昭文馆大学士,进鲁国公,退居二线。
如今朝中二相,便是甘奇与王安石,这自然是甘奇亲手操作出来的,也是制度如此。
一般而言,宰相之位大多时候都是两人,以前的时代有左相右相之说,以后元丰改制,又会有尚书左右仆射,也是左相右相的意思,还有许多副宰相就不谈了。
曾公亮退居二线,五十岁的王安石补上一步,历史上也本是如此,熙宁三年王安石从参知政事进宰相位。
与历史不同的是如今的变法改革已是大相径庭,甘奇的变法与王安石的自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甘相公出征而回,再坐政事堂,门外等候汇报的人排成了长队。
作为宰相的王安石陪坐甘奇之侧,汇报之人一一而来,司马光是最先的一个。
从司马光走进政事堂的那一刻,甘奇总觉得许多事情有些不对劲,气氛上好像出了点问题。
不过甘奇其实也早有预料。
一个司马光,一个王安石,其实就代表了甘奇的两面。
司马光代表了甘奇对于名士大儒的那一面,也是甘奇“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那一面,所以甘奇对司马光一直是礼遇有加,哪怕司马光与甘奇说过什么割袍断义之类的话语,甘奇也完全不在意,而是不断忽悠司马光为他做事。
王安石自然就代表了甘奇改革进取的那一面,真正的改革之事,乃至经济往来,甘奇几乎都交于王安石处理。
所以司马光内心之中,其实早已认定了甘奇与自己是同一类人,所以才愿意为甘奇奔走效劳。但是如今,王安石高升宰相了,司马光还在御史中丞,这就让司马光心中有些想法了……
因为司马光如今与王安石的矛盾,已然开始形成,越是甘奇不在京城的时候,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露,这是没有办法的,是两人从思想上就走不到一起去。
当然,这里不是说司马光对权势如何贪恋,还别说,司马光还这不是这样的人,历史上熙宁三年,皇帝要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不能认同王安石,升官也拒绝了,还直接辞官回洛阳了,回洛阳一待十几年,写出一本大作《资治通鉴》。
这种人,无论怎么黑,其实都不能否认司马光是真的信仰圣贤那一套的,甚至信仰到保守至极。
此时司马光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了,他这种想法不是因为权势,而是感觉到了一种背叛之感,司马光信任甘奇,甘奇却最信任王安石,这种背叛之感,自然让人难受不已。
甘奇能感觉到这种气氛的变化,一边听着司马光汇报御史台各地监察之事,一边思索着该怎么继续忽悠笼络司马光。
此时甘奇对司马光还是很看重的,只要笼络住了司马光,甘奇就等于自己打入了敌人内部,只要还能把司马光忽悠住,那就能继续用魔法打败魔法。
所以待得司马光汇报完毕,甘奇开口:“君实兄,此番介甫进中书门下,乃是陛下之意,而今正是摊丁入亩之事进入重要阶段之时,一旦功成,明年便是摊丁入亩准备推广天下之时,所以这御史台各地监察御史之事乃是重中之重,我深思熟虑几番,准备进言陛下,进君实兄为参知政事,不过,还得兼任御史中丞,不知君实兄意下如何?”
这是甘奇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司马光必须不能离开御史台这个位置,司马光得在御史台给甘奇当挡箭牌。
司马光闻言,稍稍有些犹豫起来,也在沉思,如今甘奇在司马光心中代表了圣贤子弟,也代表了儒家正统。但是这朝堂之上,甘奇身边,老是有一个王安石这种异类,让司马光无比难受。
也是甘奇太聪明,总是把自己某些激进的想法说与王安石听,也只有王安石也听得进去甘奇那些激进改革之想,自然也就从王安石口中传达出来了,也让司马光这一类的保守派对王安石越发不满。
这种情况的代表,就在于皇帝暴力处理程颐那些请命士子之事上,满朝堂都在反对,要让皇帝下诏罪己,唯有王安石一个人不那么反对,或者说反对的力度不大,还时不时帮皇帝说上一两句话。
这也说明,王安石这个人的手段也是比较狠辣的,历史上的王安石也少了一些容人之量,在他上位主持变法的时候,手段狠厉无比,但凡有反对者,那都是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贬谪、甚至下狱。
甚至都到了有一点文字狱的地步,比如历史上的苏轼,任职湖州之时,因为上书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立马就被抓到御史台关了几个月,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了,只能开始自己在东坡种地,写一写《赤壁赋》什么的。就因为这点反对之声,苏轼不仅自己坐牢被贬,还牵连的几十个其他官员。
有人说大宋的大规模党争是司马光造成的,其实也不然,许多事情有因有果。王安石变法之时,用尽手段打压异己,手段也是极其狠厉,不容半点质疑之声,朝堂之上贬谪之臣,数之不尽。
这也直接导致后来保守派再上台,那些昔日被贬的、入狱的、受牵连的,自然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清查倒算,无数变法派又倒霉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把党争之事都怪罪到司马光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司马光是一派集团代表,王安石是另外一派集团代表,他们都不仅仅是个人。王安石的变法本身而言并不十分成功,错漏不少。司马光的反对本身而言并非真的一无是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党争之事,归根结底就是两派集团互相仇怨结得太深。你当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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