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则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他们便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而这些在15世纪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因为那时候正是大航海时代 开启，欧洲各国忙着探索大海，忙着寻找新的6地，忙着占领殖 民 地，忙着争夺海上霸权的紧要时刻。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然而，中国则颇不相同。
说到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个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大河自西向东汇入大海。而受这种大的地理形势的影响所形成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对于长江大河极为依赖，同时也极为头痛，所谓痛并快乐着。
水从来都是生命的源泉，也从来都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无论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还是中原农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水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这水源既可以生产野草，也可以饮马饮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对农耕民族来说，在河边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浇种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区，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设在江河附近的，因为江河可以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
夏朝都城阳翟，紧邻颍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则临近黄河；西周国都镐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紧邻黄河支流渭水；东周国都洛邑，亦即如今的东都洛阳，则是处于黄河南岸。便是东周时期列国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边上。
齐国临淄，紧邻淄水；楚国的几个国都，大多在长江沿岸；燕国都城蓟城，有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流过，当年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源出易县境，入南拒马河，“荆轲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饯别于此。”
韩国初都阳翟，后来迁居新郑，新郑也是在黄河南岸；赵国都城邯郸，紧邻滏阳河；魏国都城大梁则紧邻黄河，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曾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魏降；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则是紧邻黄河支流渭水。
之后的前汉国都长安、后汉国都洛阳、隋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唐都长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后来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后来共和国的北京，都在河边。丰沛的水资源既可以供应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供给越来越多人口的饮用，又能够加强都城的物流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运的便利性便是当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为了增强南北之间的联系。
因此，水资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绝对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中国境内大江大河贯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设施的建设尤其重要，著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这种在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使得中国早早地便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因为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能力形成强而有力的公共权力，只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才能保证诸如治理黄河、兴修水利这样庞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再加上北方遍布着野蛮而凶狠的游牧民族，时时要南下中原抢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强而有力的统一国家。
而欧洲则因为降水丰沛，自然环境较之中原地区要好得多，境内又没有如黄河一般需要经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们在根子上便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动因。而直到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各国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争夺利益，各国方真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单从这个方面来说，正是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了将近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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