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谷子每石要三十钱），《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载道：“（粮价）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所谓农末俱利，指的是无论是卖粮食的农民还是买粮食吃的工商业者，都可获利。
史书记载：“汉文帝躬俭约······谷石至数十钱，上下饶美。”毫无疑问，此时的粮价是正常的，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来也是颇高的。因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粮食，那么剩下的钱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了。套用一个后世的概念，那便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凭借对日常生活常识的总结，在汉朝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只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如西汉时期稳定，东汉时期皇帝年幼、外戚与宦官相继执掌朝政，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因此，东汉时期的物价水平，较之西汉时期要普遍高一些，谷粟的价格通常在百钱以上。
同时，每个朝代总是在立国之初政治清明，越往后则愈加混乱而腐 朽，汉朝也是如此。反应在粮价上，便是整个汉朝，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粮价的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即便是如今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大旱而导致粮价上涨，阳翟县与长社县中的粮价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钱左右。
便是在京师洛阳，物价腾贵，粮价更是因为黄巾之乱而有了大幅度上涨，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粮价也不过是百三十钱就顶天了。颍川郡中其他各县粮价大约与洛阳齐平，而其他各州县之中，粮价虽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浮，也大约在百四十钱左右。
而如今的番禺城中，每石一百九十钱的粮价，可真算得上是天价粮食了，这城中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啊！郭斌一行人中，除了董杏儿和郭斌，都算得是穷苦出身，并非不辨五谷、不识六畜之人。
关羽流落江湖多年，张飞杀猪的屠户出身，黄忠携子四处求医，见多识广，起码对于粮价还是知晓一二的。更不用说这五十护卫了，他们多是从最早的伏龙山庄出来的，是真正的苦出身，知道民间疾苦，也知道粮价。
而董杏儿不谙世事，下山后也从未有过金钱的概念，因此在这粮价上并无太多触动。郭斌在穿越之前，也算得上不辨五谷，于民生大事丝毫不关心，只知道家中小镇上一个最爱吃的肉夹馍要六块钱，至于一公斤面粉，一公斤大米多少钱，那他也是没有概念的。
自从重生在东汉末年之后，世情逼着他不得不了解民间疾苦，了解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随着他一步步踏入仕途，站在他身后，指望着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他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至于对粮价的了解，也是为了平抑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旱灾而导致的物价腾贵，郭斌便利用阳翟县中工商业收上来的税款，派人四处收购粮食，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运送到阳翟来。
这一番动作，他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为了减少谷物和粟米的需求量，他甚至打起了塞外鲜卑人和匈奴人的主意。他让商队采购了大批的牛羊，一路贩运到阳翟县来，既调整了县中人民的粮食结构，增加了肉食的比例，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平抑了粮价，使得阳翟县即使是在乱世都保持着较为合理的粮价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并没有花费多少钱。
在全国性粮荒的时代，从各地贩运粮食的成本是高得惊人的。先不说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运送也要大把大把的五铢钱撒出去，其中雇佣粮车、派遣护卫、一路上人吃马嚼算在其中，那花费可大了去了。为什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为粮草的调运，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极复杂，花费人力物力极高的动作。
而运送牲畜则不一样了。只要有了郭斌麾下大军的护卫，再给羊群喂一点儿草，羊儿们便会跟着头羊自己走。这种运送方式虽慢一点儿，可花费却少得多了。况且又有塞外三城矗立在长城外，可以随时收购大批的牛羊。草原上牛羊多得是，趁着严冬来临前将吃不了的牛羊卖掉，换成美酒、丝绸等极保值的货物，反而可以避免因牛羊过多而在大雪之中冻毙而造成的损失。
因此，一批又一批的羊群南下，很是解决了阳翟县中缺粮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