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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黄巾降卒来抵御鲜卑大单于和连可能的攻击，在政策上是毫无问题的，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因为这些黄巾降卒本来便是成建制地投降，其最基层尚保存着固有的秩序。他们中绝大多数本来便是一起逃难的灾民，因此多是同乡相聚在一起组成的管理模式。而当郭斌将他们招降后，为了便于管理，便保留了其最基层原有的管理秩序，从而形成了类似于中原地方乡老之类的社会阶层。
待他们到了塞外三城，张世平与苏双便也以这种组织方式为他们分发宅基地，因此这些黄巾降卒虽然是到了新地方，其周围的人却还是原来熟悉的面孔。只不过，因为他们始终是曾经叛乱过的降军，对其管理便愈发严格，除了将最基层的管理阶层保留之外，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则全被调遣到了阳翟县中，与这些基层的士兵分隔开来。
而塞外三城中施行军事管制，这些黄巾降卒的粮食与衣物的配给、住房分配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其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除非有重大事项，不得离开塞外三城三十里外，否则视同叛逃，一旦抓住，定斩不饶。其实在古代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但凡是有点固定资产的农民都是被圈禁在土地上的，他们也没有那个闲心出去旅行。什么诗和远方，不存在的。
因此，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对于投降后的黄巾降卒日常生活的影响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反而郭斌实行的粮食配给制度，却实实在在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较之连树皮草根都填不饱肚子的中原，能有粮食吃便实在是再幸福不过的了，便是在塞外苦寒之地又如何？
除了在自由上受到限制，这些黄巾降卒还需要在闲暇时间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的内容极为简单，便好像后世的新兵营训练一般，最多的便是队列队形的练习。不要小看这种练习，它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甚至可以完全依靠远程操控便能完成战争的时代依然没有被放弃，是因为其在军队纪律性的训练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当士兵习惯于听从长官的命令，在战场上便会形成极高的行动力，这种行动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对命令的执行力。在血肉翻飞的战场上，害怕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情绪，而当训练有素的士兵们听到长官明确有力的指令并依照执行时，便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情的过度紧张，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因操作失误所产生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因紧张害怕而形成的浑身无力。
因此，当初郭斌在给张世平与苏双二人的信中，很是强调了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且专门让陈到派遣了其得力助手带着人前来塞外主持黄巾降卒的训练工作。所谓有备无患，这一番心血现在终于用上了。
无需讳言，在草原开阔之地，中原官军一旦碰上想跟你兜圈子、放风筝的塞外骑马民族的骑兵，便只有被吊打的份儿，更何况如今塞外三城中的士兵本便是农民出身，其不堪入目的骑术让人看了便着实令人担忧。
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中原官军所最擅长的，便是城市攻防战。在狭窄逼仄的城市之中，是没有草原民族骏马奔驰的空间的。而骑兵一旦失去了其速度优势，在面对中原官军精良的防具和铁制兵刃之时，便只有待宰的份儿。
因此，当郭斌意识到和连要派兵前来攻打之时，心中便暗暗高兴。和连既然想要凭借着兵力的优势，以鲜卑骑兵最不擅长的攻城战来挑衅自己，那只有撞得头破血流的份儿了。所谓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郭斌没有理由不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此战既符合郭斌对塞外各族的战略规划，又可以在草原各部心中留下塞外三城不好惹的深刻印象，同时又不至于引起草原各部的同仇敌忾，乃至群起而攻。剩下的，就看怎么打个漂亮仗了，而目前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将近五十万的黄巾降卒动员起来。
正当众人计议之时，外面来报，郭大回来了。
郭大是郭斌的贴身侍卫，无论是在伏龙山庄还是阳翟城县衙，只要是有紧急事情，便是郭斌的卧房，都是可以径直进入的。只是郭大为人谨慎，从来不会因为郭斌的看重而变得桀骜不驯，狂放自大起来。因此，每次都是等郭斌应声了，方会推门而入，如今亦不例外。
待郭大进来，戏志才便开口问道：“情况怎么样？”
郭大道：“那骞曼似乎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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