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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让虽然极想对天子说郭斌是佞臣，可是看着刘宏欢欣雀跃却极力抑制的样子，再想想郭斌的为人手段，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他总被人说成是佞臣，此时终于感受到别人说他是佞臣时那悲愤郁闷的心情了。
然而，郭斌此举却并非单纯为了卖好天子，而更是为了解决南宫被烧的难题。若是真的按照朝廷的规矩来办，无论是收取赋税，还是从各地采买花石，又或者是征发徭役，其花费较之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要扩大无数倍。
先不说包括十常侍的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便是天下的官员一个个清正廉明，但因官僚系统运作效率极慢，其中所花费的也海了去了。
这么算一笔账，天子下发诏令后，层层官僚机构要学习和领悟新发诏令的精神吧？州县的小吏要重新核算田亩，计算每户应该缴纳的税金吧？好，核算田亩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要将这些计算落实的话，总要小吏下乡，将每家每户所应多缴纳的税金数量通报一下吧？
当然，按照目前的基层管理制度，小吏大多是直接到乡中，向里正通报，然后再由里正和乡老向乡民解说。然而，不要说每亩田要加税，便是不加税许多农户也很难按时交纳税金，这就要一番扯皮推诿了吧？
非但如此，往年缴纳田税，多是以实物缴纳，而如今却要每亩田增收十钱的税钱。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夫种田所得仅有田中所产作物，而若要以银钱核算的话，则势必要贩卖手工制品或者直接贩卖粮食，这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
在如今一家人勉强果腹都为难的时候，还要他们上缴银钱，这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况且一旦真的施行下来，便是乡中小吏不会私自加税、中饱私囊，可卖粮食交税的人多了，粮价势必下降，往年五百钱一斛的粮食，如今可能四百钱都卖不到，这也是变相压榨农民财产，只是这压榨的一部分都落到地主或是粮商手中罢了。
再说收取租税，这些小门小户的还好说，几个小吏带着刀枪棍棒上门，一番恐吓，只要不是真的赤贫之家，总是能搜刮得出来的。另外，办事的吏员随手拿只老母鸡，掏个鸭蛋，不为过吧？官老爷们顶着烈日亲自上门，踩坏了多少双鞋子？小民老百姓上点儿供奉似乎也不过分嘛！
而在面对各地豪强的时候，这增加赋税的活计可就不是那么好做了。这些豪强非但识字，而且其对朝廷政令的理解可能比办事的吏员还要门儿清。豪门大户相互串联，朝廷的讯息总要搞清楚吧？这些手下动辄有几百上千家丁护院的豪强，哪里会去理会小小的吏员？
好，总算抠抠搜搜地将重建南宫的银钱收了，总要运送到京中吧？这钱财尚便于运送，可无论是花石还是其他的财物，怎么运？在这个时代，运送的手段无非人挑肩扛，这样人吃马嚼，又是一大笔成本。
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若途中遇到劫道的响马，路上再损耗一些，要修建一座南宫其中所要花费的巨额成本是无法想象的。若真要以这个办法收取赋税的话，那必然是又一场惊动全国的大动荡。
更何况，如今黄巾之乱刚刚平定，各地的流民正在缓缓地回到户籍地。他们一贫如洗，既没有口粮，也没有种庄稼的种子，连糊口都需要向当地豪族借粮，更不要说再要支付沉重的赋税了。
可以说，刘宏这一条诏令下去，紧接着就是各地烽烟并起，贫苦百姓沦为盗贼，各地黄巾军死灰复燃。而若造成这样的情况，则不是朝廷组织大军围剿便能剿灭得了的了。
便是南宫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完成了，那每亩田所增收的赋税就真的能降下来吗？先不说天子会不会假装忘了这茬，而让赋税保持着高水平，便是天子下令要降下来，下面真的能降下来吗？层层官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增加收入、捞取外快的手段，起事那么容易便能收手的？因此，这种临时加派的赋税，便会极容易因为各级官员的“失误”，成为惯例。
如今，西北羌族首领北宫伯玉、李文侯造反，西北少不了屯驻重军把守，而剿灭黄巾之乱的南北两路官军，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万人。看起来中原的兵马还是不少的，可若是各个州县一分，能不能守得住县城还是两说，更不要说剿匪了。
这些盗贼，自知本身装备不好，实力不强，哪里会跟官军正面冲杀？他们若是充分发挥游击战的战术，再利用人头熟悉，地理熟悉的优势与官军玩起了运动战，平日里养尊处优、大爷似的官军老爷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便会被拖垮。届时，不要说十万大军，便是百万、二百万大军，也无济于事。
当初卢植为什么要将张角及所部精锐全都逼进广宗城中，并将其团团围住？不就是为了防止张角将手下派到中原各地，发动群众反抗朝廷？要知道，当时卢植的手中只有五万人，真要这么玩的话，便是再剿个十年八载的也剿不完啊！
因此，郭斌之所以一力将重建南宫的任务揽了下来，最重要的，便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否则，天下将会重新陷入混乱，东汉朝廷固然会加速灭亡，可最终受苦的还是最底层的平民老百姓罢了。
郭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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